遥远的大礼堂

 如果说老红楼里荡漾的是我们求知的年华，那么大礼堂和操场则承载了我们欢动的青春。大礼堂是文艺的，操场是激扬的。想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的同学，肯定最愿意回忆在二医大礼堂的日子。幸好有大礼堂，否则我们的青春无处狂欢。

 大礼堂位于二医西院，临重庆南路，也是一座西式建筑。内部的装饰细节还颇有巴洛克风格，在当时我们的眼里，绝对是华丽的。二层是围在左右墙面和后部的Ｕ字形楼层，每当有好看的电影放映，同学们汹涌而入，一楼大堂人再多也无所谓啦，无非就是挤一挤，但二楼记得进入的人数是要控制的，人太多，唯恐倒塌。

 大礼堂每到周六的下午会放一到两场当时的热门电影，由于学生人数众多，电影票僧多粥少，分派起来颇是为难每个小班的副班长，小班长事情太多，分电影票就是副班干的活，但是很吃香的。要想混到一张两张电影票，同学往往要和班副软磨硬泡，还不一定有效。有摸彩式的，有轮流式的。不过我们８４３很幸运，出了个学生会主席老鹰，更幸运的是，老鹰还是我们四小班的。所以嘛，我们的电影票，“你懂的”。我们在大礼堂看了陈冲、刘晓庆的《小花》，唐国强、李秀明的《孔雀公主》，张瑜、郭凯敏的《小街》，甚至至今还记得《小街》里的台词，张瑜问郭凯敏“人为什么要长大？”，郭凯敏回答“吃了饭总归要长大的”。唐国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了名的奶油小生，不过大学生普遍不喜欢他，觉得光漂亮，没气质，直到后来他主演《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方使我对他刮目相看。

 别看中国足球现在萎靡不振，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是有过一段辉煌的。当时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学校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将电教室的电视机搬进了大礼堂，好像整个礼堂摆放了五、六部电视机。今天你无论如何无法想象当时的疯狂程度，当中国足球在容志行带领下，横扫沙特和科威特的时候，大礼堂的地板几乎要被我们蹬穿，天花板几乎要被我们的欢呼掀翻。当比赛结束时，好多同学回到寝室，狂扔热水瓶，然后直接举了大旗就上了街。当时转播电视足球比赛的赞助商之一是长命牌牙刷，记得李丹对我说，以后用牙刷一定要用长命的。可见我们那时的热情无以复加，故以后每每看到中国足球的萎靡惨状，伤心不已，直至麻木。

 大礼堂也有文艺腔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好像应该是国庆节，我们整个８４届五个大班的同学组织了一次联欢，自己组织节目，自己表演，每个大班都有节目。我们三大班最牛的是周志刚，他的独舞跳起来很有气势、很有腔调，有点像早年的黄豆豆。但三大班最出彩的绝对是房霞的长笛独奏，她的专业演奏被录了音，直到后来相当的日子里，二医学生广播台一直播放，于是这段《威尼斯狂欢节》，一直飘荡在二医校园的上空。房霞演奏之后，大家都觉得好像她入错了校门，应该去音乐学院才对呀。而口腔系五大班出的节目，那个男生叫啥来着，还真不记得了。但记得他瘦高个，留个披肩发，捧个吉他出场，自弹自唱，这造型拗得简直就是明星啊。唱的无非是外婆澎湖湾，新鞋子旧鞋子啦，有点像罗大佑，也有点似侯德健。那天的演出，他的演唱最受追捧。这次学生联欢，也是我记忆中，大礼堂属于我们学生自己欢娱的最美时光。

 二医虽然是欧洲杯竞猜平台，但并不刻板，还是有点注重学生艺术修养的培养。在那里，曾邀请音乐学院的老师讲解如何欣赏古典音乐，有戏剧学院的老师讲“西方艺术史”，尤其是讲法国绘画那一课，礼堂里人满为患。这些讲座对我影响深远，在受启发之后，我后来自己找来相关的书看，还与李丹结伴一起观展，轰动上海的《法国现实主义乡村风景绘画》，黄陂路的美术馆，那时排队就好长，这样对美术的兴趣一直延续至今。

 可惜，为了让给道，那么美丽的大礼堂不复存在，化为了乌有。所有我们曾经在礼堂里的欢乐，唯有在我们的记忆中永存。

 下一期说说《操场的故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