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梁定中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欧洲杯竞猜平台，在国内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在锦西（现在的葫芦岛）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我希望通过我对我父亲的记录，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看看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一个小地方是如何度过那个年代的。我的文章是为了纪念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所以里面都是真名实姓，内容100%真实，为的是个我父亲做个传，同时记录一段历史。这篇文章已发表在2011年3月11日的《葫芦岛日报》上，但由于可以理解的的原因，被大量删减，也有一些改动。

   我父亲他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是名医-有用，所以他不是很倒霉的，圣约翰的毕业生最倒霉的是那些学英语的，学经济的，那时中国一边倒向苏联，他们没有用了。那个群体，因为不是中国自己培养的，所以不当他们是自己人，在49年后，受到重用的很少，也没人去“捧”他们，很多人就这样了无声息地消失了。我将来还会写一写我父亲的同学们和校友们（在青岛他有几个好友都是约大的校友）。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是圣约翰的，学生时代是地下党，他和我父亲是圣约翰中学的同学，在90年代他常住在珠海，还记得我父亲-“小广东”。我父亲在珠海时，别的同学给了他鲁平的电话号码，我父亲把那个电话号码压在他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但我父亲从来没有拨过那个号码。

              “ 最后的贵族”

2010年3月是我时隔26年来第二次回到锦西，居然找到了几个时的伙伴，儿时的好友凯和欣分别请我吃饭，有几个当年的伙伴出席，许席间谈及先父，特别是我的一起长大的伙伴猛提起先父用的语气非常的尊重“我梁大爷”如何如何，我特别感动。回来英国后，和当年初一的同桌芳保持通电邮，因为在锦西时男女生从小就不说话，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家世背景。我问她她的父母是否知道我父亲，她在电邮中写道，“我父母那代人对你父亲十分景仰”。

几个月后，找出2006年先父大学同班同学陈阿姨写的一篇口述笔录转给凯和芳。没想到他们的反应很热烈。凯说一定要让文章发表。他说他要找一个记者，好好写一篇。他希望我把我父亲的简历发过来，发表用。

凯对芳说我的父亲一点架子都没有，对小孩子特别好，到我家随便玩，还给好吃的，不像有的家长不耐烦。他还提起第一次吃大白兔奶糖的故事，还有看我父亲使用英文打字机。

我曾经在互联网上尝试搜索过父亲的名字，但很遗憾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对他这样的人，我想我如果不能为父亲在锦西树碑，也应为他在锦西立个传，至少在互联网上有篇关于他的文章，以此纪念我的父亲和他的已逝朋友们，还有感谢哪些帮助过我们的好人们。

在锦西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任何善的东西，但即使是一些很痞的人对我父亲也表现出相当的尊重和爱戴。在50，60,70年代先父是锦西地区以致锦州地区第一名医，也是第一名士。现在锦西特别是化工区60岁以上的老人应该对先父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在计划经济时代辽宁省那时叫辽老大，锦西是中国当时的化工和炼油基地，有全国各地分（发）配来很多大学生，这些人对锦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段时间锦西可以够得上藏龙卧虎，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陆陆续续离开了锦西，但锦西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其中在医学界先父是首屈一指的第一人，很多手术像剖腹产，割阑尾，宫外孕，断臂再接，都是先父做的第一例。像他这样的医生，在锦西是前无古人的，在1950-2050年这一百年，在锦西也将后无来者。因为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可能发生那样的事在：锦西这样一个小地方有一位如此好的医生。他在锦西时，锦西少死好多人。我父亲是当时锦西的“最后的贵族”,一个精神上的贵族。

                              一份口述笔录         

    记录者陈敏娴阿姨是我父亲的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医学专家。在２００６年我初次只见到这篇文章，我的反应是为我父亲不值，实际上他一直是我２０岁以来的反面教材。我认为父亲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而得到最大的好处是文革时没怎么挨打，所以好多年来我处处反其道行事，以他的经历作为我的经验教训。所以我不在乎国内的毕业证，户口，职称和工作关系等等，毕业一年多就毫不罗嗦辞职南下广东，以游走于体制之外为第一目的。我在广东第一年很苦，一年后回青岛时，在广州买完船票，已没有回来的路费，但即便如此我仍感十分欣慰，因为我知道我当时可以完全独立谋生，而不受制于任何体制，并且有了流窜全国的本钱，而现在我已加入英国国籍，又有了流窜国际的资本。但是这次的锦西之行，我发现很多人提起我父亲还都非常地尊重他，我家1982年离开锦西时我当时才初二，至今已28年，而且父亲已去世10年了，这让我深思，看来很多人并没有忘记他，我也在反思我对他的认识是不是也有问题。

下面是陈阿姨的文章：

家世

    我的爷爷梁庚长，是广东人，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名医，他在13岁的时候后，我的曾祖父病逝，后来在两个哥哥的帮助下来上海闯天下，最早是在一家英国人的教会医院（即现在上海仁济医院）里当小工，当时的英国人院长DrCeil　John　Ｄｅｖｅｎｐｏｒｔ　发现我的爷爷非常聪明，就开始培养他，送他去当时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医。毕业后很快我的爷爷30来岁已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眼科医生，是当时广东人在上海的一杆旗帜，就是说做百货的是某某某，做医生的广东人以我爷爷为代表人物。有一段时期他是仁济医院唯一的一个华人董事，再后来自己自立门户开诊所，据我父亲讲当时爷爷一天可以挣７０多个大洋。在三十多岁的时候，３０年代，我爷爷就已创下很大一片家业，汽车洋房乃至电冰箱都有了，其中一个电冰箱在86年我的一个姑姑还在用。上海在江湾一带过去曾有个地方叫梁家花园就是我爷爷的家业，占地是２０亩。爷爷和奶奶有7个孩子，爷爷因为幼年丧父，对童年有巨大缺憾，所以他对子女非常痛爱，他对子女的要求几乎从来都是无条件满足。教育上7个子女都是大学生，其中我父亲的学历最高，我的父亲从小生活非常优越。

爷爷和奶奶有很多英国朋友，主要是英国的传教士，爷爷中文很一般，不太会写，但英文极好，我父亲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从小他上的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教会学校，在高中时期他已经可以和爷爷的英国朋友用英语自由交流了。我父亲上的大学是上海圣约翰，圣约翰是1905年在美国注册的教会大学，圣约翰的毕业生按美国国内毕业生对待，本科生可直读美国研究生,而学生则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圣约翰大学早自1907年就可授予学士学位，这在中国也是最早的。圣约翰应该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名校，也是第一贵族学校,除国语外，全部用英文授课。像我父亲他们在最后一年，需要专门用中文来讲各种术语，比如肱骨，他们得知道中文叫什么。事实上后来我父亲看资料主要是看英文的，我家的藏书大多数都是英文的，相比中文，他更习惯看英文。

圣约翰读医科相当严格，读医预科的学生大约只一半能进欧洲杯竞猜平台，正常情况下，在一年级是120人，7年后只有七个左右可以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49年地下党（共产党）找到学校，因为即将到来的新政权急需人才，要圣约翰多放一些学生毕业，我父亲是52年毕业的，他大学读了８年，他们那一批出来了28个,父亲的大学同学在国内的都是顶级医学专家，但多被整得七荤八素，还有人自杀和精神失常。而在国外或香港的，象陈伯伯在香港上世纪80-90年代一个手术就会收入几十万港币.他们这批同学有着情同手足的感情，和我们其他国内大学的同学关系很不一样，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是由于3点原因：1。朝夕相处7，8年，52年毕业时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2。大家大都来自同一地区的富裕家庭，出身背景相似3。 49年以后多挨整因而同病相怜。

圣约翰的学生１是质量极好，2英语极好，特别是写非常地道，像我已在英国读书，工作，生活九年多了，我的英文程度，连我父亲的一个小指头都赶不上，我认为他们的英文写作，比我的英国大学老师写的要好，写的非常正统纯净。

父亲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他会几种乐器，小时还曾得过上海小提琴比赛的名次，在书法，国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酷爱旅游，有非常广博的中国历史地理知识。在我眼中我的父亲是个医学天才，我认为构成天才的，并不是指智力超群，而是指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兴趣和专注，但这样的天才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某些方面相当的弱智，特别是在生活上。医生大体有两种人，一种非常干净，有洁癖，另一种是一切都无所谓，我认为后一种更有可能成为最伟大的医生，因为这样的医生不会嫌病人脏，而且他在行医时胆子大，没有忌讳，我父亲就是后一种。

本来父亲还可以去英国读书，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把当时的英国人都关入了集中营，后来可能是供给不足，日本人就允许他们的中国朋友给他们送衣服，食物和药品。我的爷爷和奶奶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的英国朋友，当时可能是每人只可带一定的数量，爷爷奶奶就带上尽可能多的孩子去看他们。那些英国人在日本投降之后，对我爷爷奶奶非常感激，当时英国教会向爷爷奶奶承诺把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带到英国。结果只有大伯出来了，当时父亲还在读大学，叔叔还在读高中就没有出来，错过了机会，但是对锦西来说是却有机会得到一位大医生。

　　　　　　　　　　　　　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

我对父亲50，60年代这一段经历知道的不多。

父亲一直说他是被全国统一分配到锦西的，但后来父亲去世后，我的姑姑告诉我-父亲是为爱情去的锦西，他本来在上海工作都已落实了，但他的女朋友被分到锦西，他就跟了过去，结果后来女的想方设法回到上海，而我父亲由于医术太高锦西坚决不放，对于这一点，用我哥哥的话来说“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５７年反右前，国家管理上很有秩序，规章制度也很健全，为留他每年给他涨几次工资，4年后，即1956年，已是医务八级，133元月薪，好像是县团级,锦西那时还只是个县,而我父亲当时只有29岁。后来是28年没涨工资，在青岛涨过2级到180多。
    在５７年反右之前，我父亲在锦西就有了很高的声望，有人提名把他打成右派，我父亲实际上是喜欢乱讲话的人，估计当时也给党提了一些意见，但当时的领导说“他这人心里有什么说什么，不是那种什么都不说却心里头对党不满的人。你把他搞成右派谁给你看病？！”他得以幸免，后来到83年才知道，他档案里，他一直被内定为中右分子。

    在国外，包括高等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输灌知识，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习是终生。父亲说每次会诊他都有新方法，有的同事说他留一手，父亲解释说他懂英文，当时化工厂有一些（大概是国家统一翻印的）外文资料，有外国的医学期刊，有什么新方法他就认真思考，看能不能借鉴过来，所以他办法多，知识新。

当时锦西地区转院去锦州市的病人，锦州的医生，大多数情况下，都先要问“梁大夫有没有看过？梁大夫怎么说？”

    他和我说他有几次被请去看死人。有的人父母或爱人去世，心里难过，为安慰逝者也安慰自己，明明知道人已经死去多时，还是请父亲来看，“我把最好的梁大夫请来了，我们尽了全力了。”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这当作一种殊荣，这是病人家属对他的最高的信任。他也非常理解，尽量配合，安慰丧家，说这是什么原因，不治之症，是谁都是无力回天的。

    父亲为人非常好，在锦西积了大德。工人为什么对他好?他对病人一视同仁，没有贵贱高低之分，特别是他有个原则就是他不接受工人的礼品，那时工人一个月３０－４０多元工资，上有老下有小，有的老婆还没有工作。他说“我喝他一瓶酒，就是喝一瓶他血”　他真的是不忍心，也做不到，哪怕是他救过工人的命或他们家人的命，他也不收的。这不是装出来的“表现”，因为在他事业上最顺利的时候他就这样做了，否则文革时期，现装也是来不及的。这种性格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很大的关系，父亲是个非常仁慈的人，他对工人和农民有着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同情。这源于他的基督教背景，在西方基督教有一个含义即Mercy-仁慈。

特务嫌疑和海外关系

    父亲他多次自我调侃地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加入国民党的”，他有个罪名是特务嫌疑.

    1963年到1969年期间，美国的总统叫约翰逊。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圣约翰大学，只知道约翰逊是中国最大敌人-美帝的大头子。所以我父亲那时在锦西广为人知的是他毕业于美国“约翰逊大学”。对于那些想抓特务立功的人来说，我父亲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美国特务。

    他在圣约翰的时候，有朋友在逃离大陆时，送给他一把勃朗宁手枪，我父亲是一个毫无政治头脑的人，再说那时兵荒马乱的有把手枪也不算什么。那把枪曾被我叔叔带到学校，和同学开玩笑，拿枪指着人脑袋。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把枪。上海解放后，收缴枪械，父亲怕事，把它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不知怎么被人揭发出来，这把枪找不到，这是他特务嫌疑的第二点。他当时有辆苏联摩托，还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于是有人发挥想象力，说打字机是发报机，说他骑苏修的摩托跑到什么山洞，用摩托车带动发电机发电，再用打字机发电报，可在锦西周围根本找不到山，这件事后来父亲当作笑话和我们讲。

    50，60年代有个反特电影《羊城暗哨》，讲的是潜伏在广州的国民党特务们，在一个以佣人身份为掩护的老太太领导下要去炸广州发电厂。高婆婆是父亲兄妹们的老保姆，父亲兄妹7个都是由高婆婆带大的，解放后我父亲他们每个月都寄钱（或送钱）给她，这就引起了锦西化工厂的革命群众的警惕。一次批斗他，要他交代高婆婆如何领导他从事特务工作，万一炸了锦西化工厂的氯气罐那可不得了。我父亲就说，旧社会我们剥削了她一辈子，现在她老了,干不动了，我们受到良心谴责。。。。。。，才讲几句，就被匆匆打断，说他是给自己涂脂抹粉，这件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次我回锦西，一个当年的小朋友，现在40多岁了，还提起这件事，这一定是他父母在他小时和他讲过这个故事。

    我父亲在香港有个最好的朋友，阮大新伯伯，阮伯伯是父亲圣约翰高中时的同学，当时父亲有一帮朋友，他这帮朋友成绩不是很好，却喜欢赌博，有一天聚赌，被其中的一位的哥哥报警来抓赌。父亲因为不好这一手，站在窗口看风景，被那哥哥叫了下来，其他的一锅端，都被开除，这些人大学没读，都跑到香港或国外，凭借圣约翰高中打下的基础，结果20多年后都成为了大老板。这帮人中父亲的成绩最好，父亲在圣约翰读医学，被大家公认为将来最有出息的一个，结果却是生活最差的一个，命运捉弄竟至如此。

    阮伯伯的父亲当时在香港做汽车生意，日本占领香港后，生意急转直下，阮伯伯被开除以后，每天去上学，就是跑到梁家呆在把爸爸的房间。我的爷爷奶奶对子女的朋友特别好，来的就是客，一视同仁，这后来也是我们家的传统。父亲那时和朋友出去旅游常常都是爷爷给钱，有时给他们一兜子钱去玩。阮伯伯后来是某国际大烟草公司的高管，自己还有公司。中国一开放，他就开始寄钱，寄东西和寄杂志给我父亲。所以锦西地区的第一台电子计算器，两喇叭收录音机，指针式和数字式电子表应该都是我家最先有。当时因为计算器可以免税，他一连寄了10来个给我父亲。其他的他知道我们交不起税，每次寄东西，他把税全额付完。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每年至少寄两次钱，中秋和春节各一千港币，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款子。在我大学毕业后，在父亲反复坚持下阮伯伯才停下了，但他每年还是用我父亲的名义捐一笔钱给香港的慈善机构一直到父亲去世。我们一家人对阮伯伯非常感激。他为我们几个孩子在那个时代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特别是对我影响极大，是他老人家要我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何等的精彩。

    这一点也可看出父亲的为人，因为他对朋友很讲慷慨和义气，所以别人才会这样对待他。

“黑白两道” 

    锦西当年有个“大哥”，因脑部长东西而住院，当时经父亲的同事诊断后，准备开颅动手术。手术前父亲检查了一下，认为不需要开颅，特别讲以锦西当时的技术条件，如果开颅后会有很多问题，搞不好不死即残，后来用父亲的办法治好了他的毛病，那个大哥对父亲非常感激，临出院前再三向父亲表态“梁大夫你有啥事，吩咐一声，一定帮你办了”。我父亲说那个大哥住院，有两三个女孩子伺候他，排场很大。他还讲这个人性格暴烈，有一次被一块石头拌了一跤，他就一直把那块石头砸得粉碎。

    锦西是战略要地，当地有陆军，空军，海军飞行学校，和后来的中国核潜艇基地。我父亲他是特务嫌疑，所以地方上的干部对他多是敬而远之，地方上的干部（包括公检法系统）级别不高，一般都小心谨慎，对我父亲这样的人很客气，不得罪，有事有限度地帮忙。但军队干部，特别是那些老干部，老红军，他们就没所谓，偏偏就信任我父亲这种美帝培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找他看病，不拍父亲下毒，也不怕刺探军事机密，（其实当时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多时留洋的或教会大学毕业的）。

    父亲他跟我说他一生中吃的最好的一餐饭是在困难时期，他给锦西的空军首长看病，他说吃完饭，水果是一道一道上来的，我父亲出生于南方的富贵家庭，但在东北苦寒之地，有的水果他都没见过。这里我想解释一下，一是空军有特供，伙食有史以来就是最好的，他们飞机到处跑，有南方水果不奇怪，另外困难时期有饭吃就很好了，能有肉吃，那比平时大餐都不知要美味几百倍，我相信是错觉，不见得有多么丰盛。

    父亲在1997年和我说70年代他上过中国的核潜艇，但是要求保密，所以他20年以后才和我们说，他没有说为什么上去，我估计可能有事故，要不然就是真当他是特务，中美建交后，故易泄密给他，好向美国炫耀武力。

    那时我记得70年代锦西周围的煤矿经常有矿难，一有矿难他就会被请去抢救，还有远的地方，有几次他是乘锦西空军的军用飞机去的，父亲说是战斗机，我觉得可能是教练机。有一次他和我讲大型液化气储藏罐着火，他们都到现场准备抢救，有一个爆炸了，他说看见里面的消防队员“像蜡一样融化”。

文革岁月

    我是1968年4月生的，没多久父亲就被关了起来，前后关了半年。那时工资只发27元，母亲刚生我不久就被逼着去值夜班，家里非常困难，平时姥姥带我和哥哥，当时哥哥仅四岁。当时父亲临走时和姥姥说，如果他回不来叫我妈离婚改嫁，我姥姥说了句要我父亲感激一生的话，她说“姑爷子你放心去，庄稼人不知道什么叫离婚”。我后来在大学研究心理学，对自己进行过深刻的自我分析。我认为我一定是在那个时期受到了惊吓，所以我长期以来在中国没有安全感。

    父亲在那个时期结交两个人成为一生的最真诚好友，一个是陆叔,陆青壁，他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另外一个是张大爷,张宝昌，他是原张作霖骑兵团的连长，后来是土匪头子。这两个人的故事我父亲是津津乐道和我们讲了不知道多少次。陆叔人称“陆大白话”，他本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可能是个少尉军医，但他在报成分时，由于虚荣心作怪，给自己连升三级报了个少校军医，结果文革时翻旧帐，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一查没有那么大，一时成为笑谈。陆叔为人热情，特能讲笑话，他是我家的常客，有他在，大家笑声不断。张大爷解放后跑回乡下，后来不知怎么的跑到一个部队疗养院当伙夫，那时一听见打枪，“他吓得往床下钻”。本来如此下去一切都好，有一天有个干部用一只小口径步枪打鸟，打来打去，打不到。他一时疏忽，一着急，把枪抓过来（估计是认识的熟人），不瞄准，抬手一枪，鸟儿应声而落，由此暴露了身份，他的枪法叫“胡子（东北土匪）枪法”。我父亲和张大爷好，是因为有一段要他去打扫厕所，下水道堵了，要用手去抠，那时也没有手套，我父亲他是少爷出身，实在做不出，张大爷就帮他去做。张大爷后来在化工医院看太平房，他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有谁比他更合适做这份工作。我父亲讲张大爷的英雄事迹：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团长什么的给共产党包围了，他自己骑一匹马蹬里藏身，带一匹马冲入重围。围攻者只见两匹马，还没搞清怎么回事，他已冲到眼前，抢到人，他倒骑马，双手使枪，左右开弓在后面殿后，再杀出重围，父亲讲的是有声有色。我父亲除了黑话不会讲，他从张大爷那知道很多东北土匪的故事，那种自由自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土匪生活，要年少的我十分向往。90年代我还找来一些介绍东北土匪的书来看，东北土匪主要是有几点不同于南方土匪：1.东北土匪一般不祸害老百姓，比较讲义气2土匪头子枪法极好，一般使双枪3。对奸淫一类的事管得比较严，强奸妇女是不允许的。我觉得张大爷很可能是当时东北民间抗日武装义勇军残余部队或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的领导人，只是由于他在日本投降后他站到国民党那边，于是后来就成了土匪头子。如果他真的是土匪恶霸的话，49年以后共产党一定不会放过他，所以我认为他是个东北纯爷们，因此在这里我愿意用较大的篇幅来描述他。张大爷在文革时受到一些刑讯，他是一挨打，他就拼命叫，非常凄惨，以致行刑者都不胜其扰。另外问他什么他就承认什么，问他杀没杀过八路，他说杀了很多，都是用机枪突突了。但是他的问题是没有苦主指认他，查无实据，最后就不了了之.如果说我父亲文革时受审，说他什么他就承认什么，大概是从这里学的，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应该说我父亲也已经看穿了当时的政治把戏，“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谓口供不过是走过场，所以不如说他什么就承认什么以免受皮肉之苦。反而是那些共产党人，他们从枪林弹雨中冲过来创建了这个政权，如今反而要他们承认自己反党或是叛徒，对于这样的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也是不能承认的，所以他们宁折不弯。而对我父亲来说，本来他就是资产阶级，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去硬抗。像刘少奇是共产党第二号人物，都可打成叛徒内奸，他一个小人物算什么？但我父亲自己的事从不涉及当时还在国内的朋友，也从来没有人因为他而受到冤狱，至于他在国外的同学朋友，他就是乱说一通，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把他在国外的同学或友人抓回来，或派人去做“外调”的，这也是很多人敬佩他的地方。

    父亲文革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挨打，运动初起时被当胸打了一拳，后来可能有人指责过那个打手，后来就再也没有挨打，而他的同事，则是被一脚踢在脸上，抱着脸在地上打滚，他说他当时非常害怕。

    我父亲和我们讲过多次，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反动技术权威，在台上做”喷气式”，就是弯腰低头双手向后再上举，脖子上还要挂法兰（铁饼）。首先他的铁饼个最小，刚挂上不久，下面就有人喊，“梁小个子（父亲的外号）态度好，给他摘了，给某某某挂上”，又过一会，又有人一把把他拉直了，“什么德行,站没站样，”。这都是一些工人在暗中保护他。

    父亲还和我们讲当时化工厂武斗，好像是动了枪，中间地带有双方的伤员，两边的人都无法上前抢救，后来找到我父亲，“梁大夫上来了，不要开枪”，两边都不打他。就是这样后来还有人说他是捞政治资本，我父亲质问“你怎么不去捞？!”

    文革时我父亲最了不起的是做法医鉴定，当时很多人被活活打死，父亲讲过很多种酷刑，其中有一种叫我印象深刻：双手被绑在后面，翘起脚尖，两个渔钩放在鼻孔下面。有一个人被活活打死，那时我父亲还在挨斗，要他鉴定成自杀。我父亲他的办法是所有的伤如实纪录，写明死亡原因，比如头部受重创而死，或用专业的术语在里面留伏笔（如死人放到火中，在口腔和呼吸道中不会有吸入烟雾的尘垢，他只要写一句呼吸道未见异常，就可以了，而一般人是看不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的）。但他不下结论是自杀还是他杀，这是公安局的事，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了，也没人管这种事。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父亲的同事袁宝林医生，父亲说第一次被叫去验尸他很害怕，他觉得凶多吉少，就问袁叔能不能陪他一起去，袁叔很爽快地答应了，袁叔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仗义和了不起的，我父亲后来多次提及此事。文革后他还一直为一个死难者申述。我还记得他当时在写这方面的材料的情景，他还画了些图在上面，我记得把人吊起来是绑两个大拇指的。后来还有一些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找到我父亲，要他提供证明，他都尽可能给予帮助。父亲还告诉我一些非常下流卑鄙的整人手法，因顾及当事人的尊严，我无法把它写到我的文章中去。

    在父亲被关期间，有些过去的朋友见到我妈连理都不理，也有很多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展现出人性的光辉，有一个马叔，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看到我妈孤儿寡母，当时他是卖煤的，他把煤给我们送到家里，他后来成为父亲的好友。还有一次妈妈去买豆腐，在排队时，里面的售货员，从柜台上跳出来，把盆子接过去，先卖给她，这个人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当时有个看守，对我父亲也很关照，其间偷偷放他回来看看我，当时我才几个月大，见到生人因害怕而大哭，父亲每提及此事都不禁落泪。看守在他被放之前还偷偷的告诉他，不要想不开，要放你出去了。因为有的人就是在放他之前，故意搞得神秘兮兮，要他收拾东西，但却不告诉他为什么，结果由于害怕而自杀。（那个看守可能是邱叔，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当时还有人在抄家前偷偷告诉我妈，我妈回去后把我爸的东西烧了很多，其中有一幅很大的爷爷的全身画像，是民国时一个大画家画的，真是非常可惜。

    父亲的朋友多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但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性情中人，对他极真诚。他不结交权贵，他的朋友中有领导，但没有很大的领导，我觉得他是刻意和领导保持距离，他不会往上凑，更不会巴结领导。但很多领导对他也有关照，一个领导说“133（月薪）叫你扫地通厕所，太便宜你了”也是在保护他。当时有个女领导，是老干部出身，对他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天然的仇恨，教训他象“妈撸儿子一样”，曾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算个屁”。这个领导文革时成了走资派，受到残酷迫害，腿被打坏，批斗时造反派要父亲用手推车去接她和推她，父亲说每次接她不忘幽默来句当年的剧词“娘-娘-,上--车-吧-”。两个人那时有了一些交心式的交流。那个领导说打她最很的都是她以前大力提拔的。而父亲是在那个时候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尽可能帮助她（如帮她疗伤），她很有世态炎凉的感慨。后来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1997年我父母在珠海，那位阿姨在深圳，非常热情极力邀我父母去深圳游览。

    文革是父亲人生中最凶险的一页，80年代电视中播放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有一句台词“掐死你象掐死一只臭虫”，对他触动很大，有好几天，他多次念叨这句台词。

文革也是父亲人格最出彩的时候，父亲提及自己的文革经历多是以看似滑稽幽默的方式来描述的，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哈哈大笑，有时用那些臭事“泡”（恶搞）这个“泡”那个，这体现出东北人的以苦作乐式的幽默，面对苦难，他们更愿意用以苦作乐的方式进行化解。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也是人性善恶的一次总曝光。我父亲每提起文革往事，往往喜欢加上一句“还是好人多”，我过去的反映多是嗤之以鼻。我现在对人性的认识是：在中国,好人真好，坏人真坏，但在中国总有一种力量要我泪流满面,就像此时此刻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泪流满面……

                            感谢邓小平

    文革以后好多年，父亲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感谢邓小平”。

    80年代初期化工厂分来很多77届，78届的大学生，这批人有相当数量的人考上研究生，我父亲那时教英语高级班。父亲对那些聪明好学的年轻人非常喜欢，而对我则恨铁不成钢。常和我们讲起某某如何下盲棋，某某如何被被杨振宁赏识。。。。。。

    当时父亲和两个年轻人特别好，一个是陈学龙陈叔，另一个是方福生方叔，用方叔的话来说他们是忘年之交。陈叔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不知怎么搞的给分到化工医院，父亲带他学医，陈叔是海南岛的，家有老母，他是独子，却被分到锦西，生活相当凄苦，父亲对他很关照。方叔是清华大学的，他多才多艺，学啥像啥，但相当“崇洋”，我对方叔印象最深的是他十分欣赏美国的幽默,我认为幽默是人的智慧和积极向上精神的体现，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方叔当年就和别人不太一样。

    父亲其他的知识界的朋友，有赵绵伯伯，他是留美的，在化工研究院工作。解放前他的岳父把他送到美国，解放后，冲破美帝的阻挠，回到祖国。57年因为报怨上级安排他去除草，说不如要他去做实验，就被打成右派。后来在锦西受到残酷迫害，文革时有人用铁锹当头劈下，他用手一挡小臂被砍断。赵伯伯是非常慈善的一个老人，给整得没有一点脾气。父亲说过他的一件趣事，文革期间，有一次赵伯伯见到我父亲用英语说“DoctorLiang，Let’sspeakEnglish”.（梁大夫，要我们来讲英文）。我父亲大惊失色，赶紧用中文回答，“你讲啥英文，我们讲英文给人汇报了，那还说得清吗？”，真是书生气质可爱至极。父亲还为赵伯伯量身定做了一个东北幽默：困难时期赵伯伯下放农村，当时饥饿至极，有一次在羊粪里发现了一粒未消化完的玉米，就抠出来，吃掉了，然后说了句英文“verynice”（味道好极了）。我相信最后一句一定是我父亲胡编的，这就是东北幽默，先是叫你哈哈大笑，笑完了叫你想哭。

    赵伯伯后来去了中国科学院，据说他走后，研究院图书馆外文资料这块业务从此瘫痪。赵伯伯教子甚严，他极富远见，在文革时就逼他的子女学英语，答不上来，就不给吃饭，后来一开放，几个子女凭借优秀的英语技能，都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我当时学习极差，小学时学英语学了一年，26个字母还写不全。父亲有一段效法赵伯伯，每天逼着我学英语，反而更学不进去，终于有一天打了我一个耳光，“你太叫我失望了”，从此对我的学习不闻不问了。

    冯小刚导演说“中国现在没有大师，谁都别装”。我说那个时候，中国是有大师的，可惜大多数都给糟蹋了。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的努力，培养一个大师至少要两代人的努力，49年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传承被打断了，现在有些巨匠，这些人具备把学生培养成大师的潜质，但由于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教育机制，所以我认为2030年以前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大师一般在生活上都比较弱智，而现在的所谓大师都是人精，很会生活，会来事，所以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什么是大师。

                           离开锦西

    80年后，文革后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被提拔为化工医院的副院长。那时父亲和外界的接触也多起来，他有一次为化工部和意大利某跨国公司的一次国际谈判做翻译。谈判的内容是石油/汽油生产方面的，父亲说翻译完后，老外起立鼓掌。吃饭的时候，一个老外问梁先生你的职业是什么，我父亲说我是医生。那个老外很吃惊，他说我们谈判的内容和你的职业不相关你怎么都懂得，我父亲说他以前有个摩托车，就看过摩托车方面的英文资料，所以对如压缩比，辛烷值等术语就懂一些，再加上在化工厂医院工作，有些和职业病有关，所以就知道很多术语，父亲后来说那个老外实际上是个中国通，会说中文，装不懂，好偷听中方谈判人员之间的交谈来了解他们的底线。那时他开始“墙里开花墙外红了”。化工厂关不住他了。后来他有一次在化工部开会，开完会后有个人找他，自我介绍是化工部青岛劳动保护研究所的所长。他说我们正在筹办，你想不想到青岛来？

    很快化工部的调令来了，那时我父亲已55岁。

    １９８１年８，９月父亲一个人先到青岛报到，当时在火车站去了两百多人，在车站大家站成两列，父亲从中间走过，同左右两边的人握手，这些人都是自发而来，那个排场是父亲一生中所经历最大的一次，那时他在锦西的声望到了顶点。

    1982年春节是我们在锦西最后一个春节，父亲从青岛回来接家属。在我们离开之前，有一天医院组织饯行宴会，第二天，陆婶和我妈说陆叔回家后一句话也不说，回到屋里大哭，“他爹死的时候也没这么难过”（这是陆婶的原话，也是东北幽默，我放在这没有对陆叔不敬的意思）。有一天我们在家正在给行李家具打包，张大爷来了，他挎着一篮子瓶装白酒，一进来，眼睛就红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父亲扶着他，也好一会说不出话来，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张大爷嗜酒如命，他一个老光棍，有点钱都换成酒喝了，本是入不敷出的。他至少2次酒精中毒，是我父亲抢救回来的。父亲讲他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夏天，有尸体入殓，更换寿衣，那时好像没有冷柜，尸体发臭，死者家属提供白酒给他用嘴喷到尸体上去味道。张大爷端起酒瓶，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才喷一口，家属一看哭笑不得，赶紧说”大爷回头我们再多给几瓶你，你老多喷点，不要省”。对他来说白酒是最好的东西，他的礼物，至今想起来仍然要我感动不已。86年前后张大爷去世，临死前想见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是陆叔。

    我们一家离开锦西时，只作小范围通知，但还是来了两大客车的人。当我们登车以后，一帮乘客在车上议论纷纷，一个人问我，“你爸是什么官？怎么这么多人来送？”

我父亲在锦西30年，离开锦西后他就不再做医生了。我的感觉，他就像是来还债的一样。

晚年岁月

    爸爸在青岛总的来说过的很愉快，我家在1982年就住3房一厅的房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大海，和我家隔一条马路全都是各部委的疗养院，现在哪一带已经是青岛的黄金地段。在青岛哪些年里和锦西的人还有过一些接触。后来很多人和我父亲说，你要是不离开锦西，估计你能当上葫芦岛的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因为我父亲具备几个条件：1。对当地医疗卫生有重大贡献，2。高级知识分子，3锦州市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4。有海外关系。我父亲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你走了他才跟你来这个，这在给他上后悔药，但可以肯定在锦西他后来的结局也一定差不了。

    我在高考前报志愿，想学医，父亲和他的同学商量，后来对我说“在中国，医生这职业不好，一天到晚担惊受怕，还要被人打，工作辛苦，收入低，除非你对医学有特别的兴趣，你还是学工吧。”

    我父母在1995年，1997年和1999年三次来珠海小住，没事我们一家人就在一起聊天，聊得最多的是锦西旧事。那时陈学龙陈叔和太太左阿姨几次来看望我父母，陈叔是广东某司法系统医院的党委书记，每次他们夫妇都穿警服，陈叔的警衔是3杠3星(三毛三，一级警督)，他们夫妇特别是左阿姨对我父母非常热情，他们由于工作关系，说话相当的强势，但在我父亲面前，体贴入微。1998年父亲回到锦西，那时方叔已是锦化集团的一把手，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千斤重担一肩挑。方叔对我父母极热情，盛情款待。我父亲对那次锦西之行极感欣慰，他们都有一种情结，“化工厂是天”，过去他们一直是不断地被“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没得到一句官方的认可，那次他们感到被认可了。

    父亲在1987年退休后一直在外贸工作，一直做到70岁，因为有的老人家在岗位上出过事，后来外贸一刀切，70岁的一律下岗，这才算是真正的退了休。但是他不适应那种生活，起居不定时，也不锻炼，作为医生反而不重视维护自己的身体，经常说活得够本了，他有糖尿病，要打胰岛素，但他不肯戒口，谁说都不听。“宁可吃死不能饿死”。父亲于2000年，有一次小中风，在治疗时突然没有尿，肾出了问题，后来血液透析，由于必须控制水分摄入，血液粘度过高，又造成其他的脑部血管堵塞，最终不治。父亲在透析的时候，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有一天弟弟和他的未婚妻来看父亲，父亲说我要把你们结婚的钱花掉了，再后来父亲要用鼻饲管，他几次拔管子，他怕给家人添麻烦。我弟的未婚妻回家和她妈说起此事，准丈母娘一下就哭了出来，“这老爷子，自己都这样了还想别人”。我父亲他是高干，几乎百分百报销，我哥哥又在医院，根本花不了多少自己的钱，父亲一生治病救人，自己有病花点国家的钱理所当然，他根本就不该这样。总是先给人家，自己的东西送个精光，什么都没给自己留下。当我们向陆叔报丧的时候，陆叔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电话的一头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后来很多人说你父亲要是在锦西去世，他的葬礼不敢说是绝后的，也将是空前的，前来吊唁的人将数以百计。

    在筹办父亲的丧事时，他们的工会主席对我们说你爸爸最大的特点是潇洒。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句话的含义，现在我明白了：

    勇者无惧；智者无惑；仁者无忧，我不能说父亲在他的一生中是无所畏惧，也不能说他一生中都是无惑的，我想我可以说他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是无忧的。对人无所求，就不在乎其态度，此为潇洒亦为无忧。

    仁者无忧，我的父亲是个真正的仁者，求仁得仁。

我的母亲

    我的妈妈李桂芹一直在爸爸的光环下被忽视，妈妈善良温顺，为了爸爸和家庭一直都在默默奉献。有句俗话“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我父亲却是完全相反。

父亲在晚年多次和我提起“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了你妈这个老婆”1989年，妈妈突然发高烧，后来发现是败血症，最后所有的抗生素都不起作用，肾功能也出了问题。父亲绝望了，每日回家后痛哭，有天晚上我在家陪他。他反复念叨我妈的好，并由此勾起了他对往事回忆。父亲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他哭着和我说起他的第一次婚姻，痛苦地讲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前妻那样对他，他对他和前妻的女儿有很大的愧疚，他的女儿那是他一生最大的痛。我想他的第一次婚姻的结局这应该主要是和父亲的性格有关。他总是把别人放在自己和家人前面，再加上他是少爷出身，不事家务，这恐怕大多数女人难以容忍。另外那位阿姨也可能是大家庭出身，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此的结果就一点都不奇怪。而我妈妈过去对爸爸十分崇拜，百依百顺，她是农村出身，娇惯与之无缘，为家庭默默付出。后来我们晚上轮流在医院照顾妈妈。由于哥哥在血库里工作，有条件搞到新鲜血浆，为了救自己的妈，想尽办法最后靠血浆救了母亲一命，1989年是我家的一个坎，在那一年我们做子女的第一次感受到了父母之间的深厚感情。

    妈妈现在身体不好，已不能自主吞咽，要靠鼻饲。我长年在外地，对父母没有尽到多少孝心，妈妈的情况要我痛苦万分，我非常对不起她老人家，现在她的情况我根本不敢去想。好在哥哥和弟弟在青岛，他们请了一个24小时的陪护来照看妈妈，经济上没有问题。

    我想我妈妈最大的缺憾应该是没有一个女儿，在老年时身边没有一个知冷知暖知心的人，我们做儿子的常常忽视她，去年当妈妈病情恶化时，每当想到这一点我都无法自制痛哭失声。

    今年二月我回到青岛看望妈妈，在拜祭父亲时，在我父亲的坟前我默默祷告，“爸爸您是大医生，您可一定要妈妈少遭点罪。”

后记

    在初稿完成以后，我将之发给了父亲的同学们，和我的大学同学，中学同学，特别是我大学的同学，他们都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其中的一位同学，她是上海支边人员的子女，她的评论非常感人，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她女儿一生下没多久，就给当时的珠海某医院当败血症治疗，前后达2-3年之久，我当时知道的很晚，但也没有想得那么多。后来我父亲来珠海，我和父亲谈及此事，那时他已15年不做医生了，他想都不想，就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败血症孩子早就死了，还说像这样的的情况，把药停了，可能就好了，叫我和他们讲，把孩子和病历带来，他给孩子看看。结果很巧第二天见到她丈夫，我就告诉他我父亲的看法，当时她丈夫很痛苦。我就和他说，我父亲是很好的医生，圣约翰大学的，但他们可能不太懂，也没有再和我联系。

     陈敏娴阿姨见到我同学的感言后，很委婉地对我批评到：“你为父辈们的不幸抱屈，想要写文章表达，这是你的心愿，即使未能发表，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灾难。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科学还比较落后，庸医是存在的，现在正在慢慢改进。你看的负面现象较多，会影响你的情绪，要朝前看。我看了你同学的留言，觉得她比较能理解她的父辈 ”。那我就用我同学的感言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吧。

    “作为从小生活成长于上海的你的父亲，能在北方生活那么多年，其中的不易恐怕你还未曾深切的体会。我曾听我的妈妈悄然说过一次，他们最早去的沈阳飞机制造厂，东北的玉米茬窝窝头，让他们的胃倍受煎熬，寒冷的气候让他们更加思念上海的家。她有一次独自站在冰冷的雪地里想死的心都有。但他们还是熬过来了。他们是为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同时也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被调到沈飞的,基础打好后又被派到贵州山区重建新的飞机制造基地,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来越能理解他们,并且越来越崇拜他们,也努力向他们学习-勤俭,宽容,善待他人.更重要的是学会感恩.这也是他们所欣慰的。你的文章不仅是对你父亲的追思，也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经历的记录。说到创造力，我由衷地佩服我们的父辈们，是他们让我们国家在许多，从无到有，让许多不能办的事情得到解决，是那个时代付与他们如此的创造力，以直于如今的他们很少谈他们的委曲和无奈，谈的最多的还是如何空手改变了这个世界，他们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是我们许多人这辈子所无法拥有的。看了你的文章,深切地感受到你对父亲的敬仰和热爱,同时也对他过去所受到的苦难的不值和对社会的不满.对梁伯伯的一生我由衷的敬重.他们这一代人的心胸是我们这些小辈所不及的,他们所受的苦难也远不是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他们的善良和他们的忍耐力远远不被现在的孩子们所理解.你的不值和不满,我感同身受.但我还深深地感到我们的父辈却常年会为他们的付出而自豪,荣耀多过报怨,满足多过后悔.”

 特别感谢

    感谢张国元老人为我们留下关于我父亲的一段生平见证。

    感谢陈敏娴阿姨记录了张国元老人的口述，陈阿姨因为整理的那篇短文是在她老伴出院后，没有留下张国元老人的地址，她只寄给了同班同学，陈阿姨特别关照我，她认为文章没有经过张叔叔过目，如果要发表，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太好，希望隐去她本人和张叔叔名字为好。按正规来说，发表文章应该征求涉及的人意见，怕会因与事实有出入而产生意见。但我首先认为那份口述的内容完全真实，这样的内容是任何人,包括我本人都不可能编造得出来的。其次我的文章中凡是有名有姓的都是我父亲的朋友或是我认为的好人，隐去真实姓名反而显得内容不真实。所以我相信张国元老人不会因为我把他的名字放到文章中，而产生不满。

    感谢我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之一潘祖德伯伯为我指正了有关圣约翰大学的情况。

                                                           梁弘谅

                                                     2010年12月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