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0年原私立圣约翰大学欧洲杯竞猜平台毕业的医学博士，毕业后一直从事医学的教研工作。至今，作为欧洲杯竞猜平台附属瑞金医院消化内科的终身教授，还在从事一些临床工作。由于我是原美国在华的教会大学毕业，在校所有授课和学习均为英语，所以外文基础较好，因此毕业后有机会参与一些医学英语口译和接待工作。由此在中央卫生部挂上了号，时常担任国外医学代表团的随团译员，担任国内各级领导，包括总理、部长和市长的译员。就这样，我逐步走上了人民外交的光荣大道，其中有是我终身难忘的外交任务。

那是在1972年的10月距今已37年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我国派往美国的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就是医学代表团，我被指定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兼翻译，在出访前的一个深夜，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成员。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紧张地站起来，立正说“到”。总理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我说：“上二医附属东方红医院（文革时期“瑞金医院”被改名）”。总理又问我：“会不会扎针灸？”我说：“会一点。”答话都不多，非常紧张么！周总理谈了当时的国境形势以及我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我们作为民间的使者，态度上要“不卑不亢”，执行“微笑外交”。以后我们认真学习和讨论总理的指示，并领会精神。我们逐渐认识到，毛主席于前一年（1971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表明我国最高领导已有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信号。我们这个团的出访，名义上是民间的医学代表团，实际上是一次人民外交，因此感到责任重大。周总理有卓越的远见，他说：“如果尼克松要见你们，可以答应（不必向国内请示）。几天的讨论，由浅入深，甚至议到若见到尼克松总统握手，手弯到什么角度才是“不卑不亢”。在访问中遇到群众场合，均要面带微笑。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如提到中国，一定要讲明“people’sRepublicof China”，而不是“RepublicofChina”（即“中华民国”）。当时，台湾的国民党还与美国有外交关系，在美国还有伪大使馆。通过学习，我们体会到这次的出访，好似到美国白宫做一次“敲门砖”。

做好了思想准备及一些必要的物质准备（每人一套西服、一套中山装——西方人称的毛氏服装mao jacket,一顶人民帽——人民共和国的标志及极少的备用外币，说好尽量不要花）。我们于1972年10月12日由北京出发，取道法国，第二天在飞越大西洋，抵达美国东海岸纽约市（当时没有直飞美洲的航线）。在纽约机场上，我们得到高级别的VIP接待。先是在机场休息室，参加一简短欢迎会，由曾访华的美国心脏病国际著名专家怀德教授（PaulWhite）致辞。以后，每位代表团成员的行李均挂了VIP卡，美国海关总署署长亲莅入关现场，我们所有行李均免检。之后，全团在严密的保卫下，通过专用通道很快出机场赴我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处。一路上有数量摩托车开道。我们的专车上有保卫人员随车，车后有警车殿后。一路呼啸而过，好不威风。我们后来知道，这简直是国家元首的待遇。每当车行至十字路口，警笛一拉响，全部绿灯放行。路上行人均驻足而望。我们则对他们招手微笑，他们见我们一律穿中山装，戴人民帽。就知道我们是来自“红色中国”的使者。第二天，我们由美方陪同，密苏里堪萨斯州立大学心脏病专家戴蒙德教授及我原圣约翰大学欧洲杯竞猜平台的同班同学、美籍心脏病专家郑宗锷教授等护送至美国首府华盛顿，开始正式访问。

在与陪同商谈访问日程时，我们发现在华盛顿逗留期间，有个周三没有安排（我们总共访问华盛顿5天，团长即领会可能白宫有特殊安排）。果然，次日美方陪同向我们团长提出“尼克松总统明天（周三）在白宫里接见全体代表团成员”。我们团长胸有成竹，欣然接受。当然我们每位成员心里均非常紧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岂知，对我来讲，紧张的认务还在后面。接见的那天，天气晴朗，我们乘坐的大巴有专人引路，经过几道关口进入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等候。第一位白宫官员是新闻秘书齐格勒先生（在报上经常见到这个名字），他与我们团长交谈中，提出出乎我意料的要求，要我担任总统和我方团长的现场译员。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心中七上八下，跳得很快。我们团里有外交部和卫生部的人，团长和他们简短交换意见后。对我说“可以，你完全能够胜任”。当时我在想，解放前，我在小学年级就有英语课，后来先后在基督教会主办的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学习，全是英语授课。在圣约翰大学欧洲杯竞猜平台也全是英语教学，所以英文基础较好，精通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可以双向对译。我想正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时候，要勇于承担这光荣任务。在那紧要关头，我立即欣然答应，一个箭步走到团长身边。不一会儿，总统办公室的门开了，尼克松总统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迎接来自新中国的客人。他身边还站着白宫总统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我马上走前一步，面带微笑伸出右臂（采取半曲的弯度，以体现不卑不亢）与他握手，并用英语说：“Goodmorning,Mr president ,I amDrHsu（当时“徐”的英文拼音，现在是“Xu”）。”然后，我把代表团的团长、每位代表一一介绍给他。我们被引进他的办公室。大家均站着。团长与他交谈，我就担任了双方的译员（这在国家正式官方场合是少有的，通常总是各方用自己的译员）。我事后想，这也许因为两国尚未建交，我们又是民间团体的代表团，因此有这样的特殊性。由于我们是一个医学代表团，主要是来考察美国的肿瘤和心血管专业方面的工作，所以双方均表达了共同开展这些危害人民健康疾病防治工作的意愿，气氛十分融洽。这时我旁观一下，屋子里挤满了美国国内和外国记者，大大小小的“炮筒”（麦克风）都对着我们。看到这些，当然有些紧张，怕说错什么话、让外国媒体“大做文章”。当谈话要接近尾声时，尼克松总统把话题转到政治内容来了，他说：“我非常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来美国访问。”在讲到我国国名时，他特别谨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讲（People’sRepublicof China）。因为他们已习惯于称“RepublicofChina”。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万一他冒出来一个不好的听的名称怎么办？我绝不能唯唯诺诺，但也要有礼貌的提醒他加以纠正。例如说“Pardonme”，请他纠正。幸好这种意外并未发生，使我松了一口气。最后他说，“请你们回国的时候，代我向周总理和毛主席问好”。说完这话后，他转过身去，显得若无其事，怕我们没有回音。我当时体会到这是对我友好的表现，我们的团长非常机灵，当即回答（尼克松总统立即转过身来直面团长并全神贯注）：“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有机会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要我们带讯向您问好。”体现了不卑不亢，这是接见的高潮。突然从边门走来一位中年的妇女，带了一位穿白裙子的小女孩，走至总统跟前，总统弯低身来听小孩的耳语，状极亲热。总统随即对我们说，这小女孩是白宫女工作人员的女儿，她知道今天是代表团里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生日，她前来向她祝贺。这一插曲一方面显示美国总统对白宫的一般一般人员的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表达了对我国年长老专家的尊重。这些精心策划的节目时对我代表团的友好和重视。接见结束前，大家都是随意地站着让在场的媒体给拍一个全体照。

在离开白宫前，总统说：“我热烈欢迎你们的来访，在你们以后近一个月的各地参观访问中，我保证给你们提供一切方便。”果然，在美国六个城市的访问中，我们一直享受着贵宾的待遇，有专用的车队、摩托车开道、严密的安全措施，到处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以后各大城市的访问中，我均被指定为首席翻译，使原来给代表团配备得专职翻译Alito先生（哈佛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曾去台湾专攻汉语2年）几乎“失业”。记得在那年的中秋节，我在美国国会山给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担任翻译，他们以热情地以中国传统的月饼招待我们。在纽约访问时，当时的市长林赛先生亲自接待我们，还参观了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纽约的华尔街。参观纽约最大华埠—唐人街时，我们看到不少“遗老遗少”样的人，穿着中式长衫，头上戴顶“小滴帽子”。我当时想美国人是否还以为新中国的人民都是这个样子？难怪过去有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

在参观了芝加哥、波士顿、堪萨斯城后，我们最后一站到了西海岸的旧金山市。访问结束时，美方安排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烛光晚餐，并安排部分代表团员出席了一大型记者招待会。到会百余名记者提了各种问题，我们的团长给一一作答，由我担任翻译，全场气氛友好，大家均很轻松愉快。我也根据美国人民的性格特点。表现的幽默友好。当我发现在场的记者中有来自“美国之音”（VoicesofAmerican，简称VOA）的时候，开始我有些紧张，因为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把它看为“敌台”。当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情况已经有些变化了，众多记者见我们谈论很多医学以外有关中国的问题，当场给我提了一个绰号为“中国之音”（VoicesofChina），引起哄堂大笑。结束美国一个月的访问后，我们继续访问加拿大和法国，整整出访两个月，胜利回国，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人民外交活动。

如今，在访问后37年的今天，回忆当时所经历的一切，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民外交的伟大。三十多年来，世界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空前的提高，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即将到来的上海世博会,大批国外友人将涌向我国。我想，这是一次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的难得机遇。我们要根据党中央指示的有关精神，人人参与这次的全民外交活动。要搞好这香工作，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外交工具，除了英语外，不论那一种语种均有“英雄用武之地”。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同时要学好外语，从普通礼仪的语言开始，扩展至本行的专业外语，乃至国内外时代的语言。

对往事的回忆，使我信心百倍，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勇往直前、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