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无怨无悔

——甘肃十年回忆片断

医疗系６９届校友 曹承吉

奔向民勤

   １９７０年５月间，毕业分配的消息已在同学间传得沸沸扬扬。一天下午，在母校老红楼四楼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我翻阅着全国分省地图，无意间翻到了甘肃省图。在河西走廊北侧与内蒙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接壤处看到了一大片布满黑点的区域，上面写着“腾格里大沙漠”。当时只是好奇，未加深思，一翻而过，想不到日后我竟然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里我度过了１０年的青春韶华。

   我接到了去武威工作的通知后，于８月１５号踏上北上的５３次列车，来到“武威地区革命委员会”接受分配，可能是我来晚了，武威及附近的各县已无余额，只剩下“民勤县”，一个位于腾格里大沙漠中的绿洲。事前，我对武威各县的状况从未了解过，更重要的是，来甘肃之前，我一直抱着“到缺医少药的地方去”的宗旨，去实现毛主席“６．２６”指示的信念，所以去民勤没有一点犹豫。

历险黑风暴

   沙尘暴近来电视、报刊、网上常有报道，黑风暴则少见于报端。民勤是黑风暴的发源地之一，黑风暴是沙尘暴的极端形式，在民勤可以称得上是“家常便饭”了。

   １９７０年９月的一天中午，我与社员一起下工后到农民家吃饭，饭后大约１２点左右，一出门口，发现右侧天空升起了黑色麻菇云似的云团，不断翻滚着向上升腾，并向我们这儿滚滚而来。老农见状，劝我说，你不要走了，外面危险。我并没有预计到事情的严重性，更何况我的住处就在２００米开外，认为肯定能在风刮之前到。老农见我听不进去，就反复叮嘱我小心，并给我一把手电筒。“中午１２点还要用手电筒”？虽心存疑虑，但看到老农认真的模样，便顺手拿了过来，向住处奔去。仅数分钟，眼前的天空已变成红黑色，我还没有走出几十米，周围已黑暗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这时才想起老伯给的手电筒，暗淡的手电光照不到足背，毫无用处。继续走、还是不走？我十分自信自己的定向力，我想用不了十几分钟，我一定可以摸到住处的，十几分钟过去了，没有看到房子，二十几分钟过去了，还是不见院门。我开始害怕了，走错方向了？！不敢否定，院门右侧２００米就是沙漠，如果走错方向进了沙漠，那就没有回来的一天。虽有些害怕，但不惊慌，向前走找不到目标，就原路返回。又走了１０多分钟，仍然看不见，再返回走，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走累了，蹲下来休息一下，不过十几分钟，沙子已埋到小腿，只好拔出来再走。口干、疲劳、满头满脸的沙子，头发根里钻满了沙子，眼窝、鼻唇沟、耳廓甚至外耳道的都钻满了沙子。如果它不停下来的话，能活着走出黑风暴真可谓是一个奇迹。

   晚上９点３０分，黑风暴停下来了。神奇的是，我当时的位置仅仅就在住处５米远的地方。５米的距离在黑风暴中是不可能看得到的，镇静和准确的定向力使我反复在这路上徘徊，无数个来回，没有走进沙漠。后来听气象站的气象员说，黑风暴发生时，风力在１１级以上，它卷起了大量沙子升上几千米高空，把太阳遮得密不透光，能见度为０米，许多牲畜、小孩甚至大人都会因此而死亡，有的走进了沙漠，因体力不支被沙子掩埋。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因找水途中遇沙尘暴（还不是黑风暴），迷失未归。

   历险黑风暴的遭遇回想起来至今仍令人毛骨悚然……

初试牛刀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我在“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锻炼一年后，正式被分配到离民勤县城西南４０里的薛百公社卫生院工作。

   薛百公社卫生院是甘肃省的卫生先进集体，卫生院是新建的，大约６间门面的大四合院，门口有一条大道直通民武公路。四合院中间一块大约２分地的菜园子，茄子，辣子，大蒜，郁郁葱葱。左右两边四间房是员工的单身宿舍及办公室，出四合院后门是厨房，门前一只水井及一片长满菠菜的小园子。菠菜约二尺来高，沙漠中土质都是沙土，只要有水和肥，蔬菜长得比上海高好几倍。在我们报到前，共有５个工作人员，正副院长兼医生各一个，一名药剂师和一个仓库管理兼护士工作，还有一个心高气傲能开小刀的医生，全都是“赤脚医生”出身。

   来到卫生院不久，周边村民听说来了二位上海大学生医生，而且长得比庆丰农场的知青（天津下来的）还漂亮，纷纷前来探奇。休整没几天，考验就来了。一天中午时分，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孩子，急急匆匆冲进四合院，一边走，一边叫着“许院长，许院长，孩子不行了！”许院长一看病情严重，二话不说，招呼我们前来诊治，一下子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６９届学生还是见过世面的，但是一看到孩子脸色青紫，手足冰凉，心里还是一阵紧张。在院长面前我不露声色，向家长探求起因。家长轻轻地把托在小孩臀部上的手移开，只见带脓血的粘液从手中直掉下来。原来孩子拉脓血便已有二天，今天发现孩子脸色青紫，手足冰凉知道病情严重，才来求医。我急忙招呼他们来到门诊诊察桌上，顿时桌子上又是一泡脓血便。沙漠中的农民从不用便纸，大便后随手用土块或沙子擦干肛门口完事，所以，孩子母亲立即到门外用手捧了一捧沙土，把桌子上脓血便盖住，又连粪带沙子捧到外面，随手一丢，再捧一把沙子垫在桌子上，两手一拍，身上一擦，又去抱孩子去了。看到如此作为，我与夫人目瞪口呆。看病要紧，也顾不得这些了。孩子呼吸急促，脉搏不清，血压是零。想不到我们工作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中毒性痢疾。我夫人虽是儿科系毕业生，但比我低了两届，只能看我了。我也只好打肿脸充胖子了，命令药剂师兼护士的小刘先挂上输液，加入抗菌素及升压药去甲肾上脉素。小刘平时经常给小孩输液，穿刺技术不错，一针见血。我们两个大学生找了两张凳子，守在孩子身边。我心里默默地说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半个小时过去了，血压可以听到了，只在３０ｍｍｈｇ上听到两次声响。看到病人有反应，觉得有希望。加快滴速，加大去甲浓度，血压爬到５０／３０ｍｍｈｇ后，又不见动静。这时我借故离开了病人，来到宿舍寻求对策，翻阅急诊内科手册、实用儿科、内科杂志，让夫人继续守在病孩身边。文献记述，如果血管对血管活性韧度反应低下，可以用激素来激活，办法终于有了！在激素的配合下，正肾素的升压疗效明显提高。血压上升到９０／６０ｍｍｈｇ，孩子的脸色红润了，呼吸平稳了。大量脓血便的排出减少了孩子的中毒症状，抗生素的应用、水电解质的补充使孩子的病情逐渐稳定，第一例毒痢疾宣告成功。

   沙漠中的卫生条件及生活习惯现代人是无法想象的。按理说，如此干燥的气候不利于痢疾生长传染，但痢疾大便的随意丢弃，没有洗手条件和习惯的成人把痢疾传染到每家每户。毒痢疾不断蔓延。而后每１－２天就要送来一个。８月至９月的二个月，我们先后抢救了２８例毒痢的病例。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一边抢救病孩，一边看书、看资料指导用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日以继夜轮流守护每一个孩子，观察着每一个孩子的病情变化，每一种药物的反应及时调整剂量，直到病儿安全脱险。２８例中有呼吸衰竭为主的，有循环衰竭为主的，有中枢衰竭的，有混合表现型的。通过认真仔细实践观察，我们对呼吸兴奋剂、升压药、阿托品、利尿剂、激素的应用有了更感性的体会，２８例毒痢竟然无一例死亡，说来让人无法相信。这归功于“认真，仔细，不离不弃”。第二年回上海时，我们把２８个病例写成的文章递到新华医院传染病顾友梅教授手中时，她感叹不已。因为新华医院儿科每年毒痢不超过１０例。

“全科医生”是怎样炼成的

   １９７１年农宣队结束，我被分配到总共只有５名赤脚医生的民勤县薛百卫生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写入了“院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一共７个人，三位是领导成员。随后就把我作为重点培养人员，１９７２年初被送往金川有色冶金公司８８６厂职工医院进修外科。

矿工职工医院外科工伤很多，脑外伤更多，一年半的进修除了普外之外，一半时间在学脑外科的抢救。结束之后除了阑尾、疝气、肠梗阻、肠切除吻合术、胃穿孔修补外，硬脑膜外血肿的处理也是不在话下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与夫人在卫生院表现突出，进修一结束，一纸调令把我们调往县医院工作。报到后让我去了内儿科病房工作，内科是我的强项，就学期间，我就十分喜欢在瑞金医院内科病理讨论时，悄悄坐在角落里津津有味地倾听各大医院教授的病例分析，然后细细品味、慢慢消化，每次均收获极大。在所谓“复课闹革命”时，我用小科的实习时间与其他同学换内科实习时间，所以当一名内科医生我是十分投入的。

   县医院当时内、儿科混在一起，儿内科的病人亦是要管的。反正是一个内科只不过掌握儿科的疾病特点、用药剂量按体重计算，控制电解质平衡亦不难。当时在县医院工作的北京医疗队朝阳医院的一位内科女主治医生带领查房，我真是如鱼得水，她手把手教我内科基本功，如何触摸肝脏，如何体会肝脏的质地与肝受损程度的关系，如何听诊心脏、肺脏，尽管在学校实习时都学过，但不如这位医生手把手结合病人教学的体会深刻。那时，县医院外科医生一共２名，经常有事在外，这时他们会让我上台帮一把，主刀亦好、助手亦罢，我一叫就到。突然有一天，院领导说，要我去学麻醉，可能麻醉也需要一个“帮辅”，原因不知，学就学吧，举办麻醉学习班的是北京医疗队协和医院麻醉科赵俊主任，中国著名的麻醉专家。学习班办在河西堡地区人民医院。赵俊教授十分严格，４个月的学习班，普外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病理生理与麻醉有关的基础知识都有较深的涉及，那是一位麻醉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文革”流行“战争中学习战争”，基础课一上完，手术室观摩１－２次就手把手操作，从腰麻、硬膜外到乙醚滴入插管等。２个月后，学习班８个同学先后都独立承担了腰麻、硬膜外、乙醚麻醉，当然每次单独操作，赵俊老师都在场把关。回医院后麻醉亦属于我帮辅的工作之一。不久又参加了由北京积水潭医院（在武威地区医院）举办的烧伤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回民勤后，正好遇一名纵火罪犯，纵火后自焚，全身４０％以上深２度以上烧伤，医院立即组成一个烧伤抢救小组，按县委指示，救治后公审。我是小组责任医生，配２名护士。责任虽大，那时亦不感到有压力，按常规清创、补液、抗菌，病人顺利渡过休克期，感染期，进入恢复期。记得我还在犯人身上进行了“植皮”治疗，取得了成功。机会又给了我一次成功的实践。

   民勤县没有五官科，我再次接到通知，去参加北京五官科医院举办的五官科学习班，为期３个月，地点武威地区人民医院。薄薄的一本耳鼻咽喉学，讲课加自学，一个星期已经见底。上完理论课，就带我们去阿拉善右旗（戈壁中的蒙古族小县城）。看老师演示两个扁桃体切除术后，就让我们独立操作，当然老师在旁把关。二个月的巡回手术结束后，大家对扁桃体手术，上颌窦穿刺已无困难，学习班结束回到民勤，我的工作无大变化，仍在内儿科病房，只不过增加了一个上午的五官科门诊，民勤独此一家，生意兴旺，不仅仅是耳朵，鼻子，扁桃体疾病的，拔牙的，连兔唇的亦都要求治疗。在当初医疗环境下，只要你敢做、敢学、认真做，没有不成功的。我不仅同时开展了拔牙术，还开展了兔唇修补术，引以为豪的是，兔唇修补越做越漂亮。这可不是北京医生教的，是我自学成材的。

   在医院里我可是大大的忙人，上午在内科病房查房，看内、儿科病人。需要时上台做手术，或台下做腰麻、硬膜外、乙醚滴入。一周有一个上午在五官科门诊看五官科病人，行鼻窦穿刺，拔牙齿，下午有手术就去摘扁桃体，修补兔唇。当然我的重点仍在内科，而儿科，外科，麻醉科，耳鼻咽喉，口腔科仅仅是我的业余爱好。１９７４年３月，医院派我和２名护士组成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去一个生产大队搞计划生育。实际上就是为妇女结扎，因此又不知不觉又涉及了妇科领域。那时我并未做过结扎，但这可是政治任务。在生产大队，找个干净一点的房间，房内顶部用二层白布拉起帐篷，防止灰尘落下来，一个长桌子用消毒水洗干净，铺上床单，成了手术台。用小高压锅消毒手术器械后手术就开始了。第一台手术还真的将了我一军。没有经验，切口太高，用圆钳夹输卵管总是滑脱，把我搞得满头大汗，花了整整４５分钟。第二个手术，我接受了教训，切口低一点，３０分钟结束手术。等做到１０个以上，我已总结出经验，切口要低，一刀下去，剪开腹膜，正好在膀胱返折上方，输卵管就在左右两边，１０分钟解决问题。后来我又改进了切口，皮肤切口小一点，一针可以缝好，腹膜切口稍大一点，这么一来深受病人欢迎，她们排着队上，我一个月做了３００多个，其中还做了Ｎ个卵巢囊肿，后来被评上了地区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

   １９７６年５月，在蔡映云同学帮助下，我又参加了省心血管内科学习班。开始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较高水平、系统的专科学习，从此走上了心血管内科专科医生之路。１９８５年在江苏盱眙再次参加卫生部举办的心血管高级专科医生学习班，学习一年，使我的专科水平更上一层楼。

   回顾腾格尔沙漠１０年的成长之路，实际上也是我全科医生的实践之路，我无怨无悔，那是我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