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似水，离开震旦已整整五十八年了，但许多如烟往事仍堪回首，老年人很多时候靠回忆过日子。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交通渐渐四通八达，四六年暑假期间，我放下小学教鞭，离开越南河内，负笈来到向往已久的大上海，并踏进震旦大学的大门。在红楼，在教育长的办公室见到Gautier神父，说明来意，一番交谈之后，承蒙他不弃，非常爽气让我住进第七宿舍，一个月之后再参加入学考试，想不到这一住就是四年！

1946到1950年的上海是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四年，北方已炮声隆隆，随之而来的是淮海大捷，南京蒋家王朝面临崩溃，鸡飞狗走，解放军势如破竹，千帆过江……

我们这一班经济系同学不多，仅四男四女，如今除我之外，三位男同学先后仙逝，四位女学长仍个个健在，青松翠梅，我暗暗祝祈，希望她们长寿更长寿。

五零年夏，我离开震旦、离开上海，拿着我们系主任DeBreavery神父的介绍信和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参赞Grobois先生的推荐信回到河内。

几个月之后，我已经在巴黎大学的课堂里进进出出，在花都的繁华大街上，在如梦的赛纳河畔漫步徘徊了。在我客居的巴黎远东学生之家，意想不到竟会遇到先后不同院系的震旦同学刘备诚、吴中宏、郭子予以及单声伉俪。他乡遇故知，真是乐融融。刘医生棋艺高，喜欢硬拉我这个远非他对手的人来对弈，厮杀下来，每次都把我“杀”得片甲不留。

如果我没记错，该是五二年的一个秋日，我找到了巴黎那个教会，拜谢过给我留下极好印象的恩师Breavery神父，师生握手，真是一次喜相逢。随后的一些年月，我先后在日本、河内联合国属下国际监督监察越南停战委员会，以及长期上海出版系统、译文出版社工作等等，这都不过是我人生历程中几段与震旦无关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