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4年，我作为应届高中生，考入上海第二欧洲杯竞猜平台（即现在的欧洲杯竞猜平台）医疗系，分配在甲大班第三小班。甲大班有六个小班，每个小班的同学约20名左右。

在这五年的大学就读生活期间，值得我深深回忆的同学就是魏德发。他与我都是在同一小班里，住在同一宿舍，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他大约比我年长12岁，推算我入大学时是19岁，他则是31岁。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开始时只知道他是“调干生”（即已参加工作，带着工资来就读的。主要都是基层干部，作为工、农、兵中的年轻骨干，经过培养后将来成为有知识的专家后备领导）。后来又知道他是志愿军复员回来的，那是“最可爱的人”了。再后来知道他是解放军战士，是在第四野战军出来的，党员，一路上打仗打过来的，那真是非常伟大了，对他肃然起敬。后来，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一开始，他从东北的“四野”直接参加的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又打过很多次仗，一直到“抗美援朝”结束，继续留在那里帮助建设，直到1955年才回国的。

入学报到后，就分配宿舍。我们三班的全体男生，大约有11名分配在同一宿舍。这间宿舍，是一个长长的房间。进门以后，二边靠墙都一溜排放着上下铺的双人床，左右各三张，应该有12个铺位。进门以后，大家自由挑铺位。靠门口的一张铺，上面空着，作为公用，放置行李。下面则早已放着一只军用背包带打的包，扎得严严实实。此外，旁边还放了脸盆、背包，乍一看，表明早已有主人了。

以后我才知道，靠门口的这只铺位，是属于最差的位置。门外嘈杂的声音最易听到，进出开关门最为麻烦，冬天冷风吹进来，他就首当其冲。总之，谁也不愿意选这个位置的。但不知是谁，却早已经挑了这个铺位。

晚上，大家准备就寝，才看到这只铺位的主人，他叫魏德发，也算是我们的同学，但年龄比我们大。他把最差的铺位留给了自己。

入睡前，魏德发进宿舍房间里来了，很友好地和大家打了招呼。大家才知道他是抢先睡在门口铺位的主人。他的长相大约30多岁，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身体很结实，脸色黑黑的。现在再回忆起他的模样，活脱脱像香港演员曾志伟了。他一开口，是普通上海话（上海话是带有一点北方话口音）。他说自己白天在开会，直到现在才和大家见面，以后要和大家一起读书、一起住集体宿舍了。（他）讲得很自然，也很和善，大家也就随便交谈起来，没有隔阂。

以后，在宿舍里他和大家随便交流，虽话不多，但很到位。大家争争吵吵，他不参与。谁大声喧哗，他就发声阻止。他的表现很受大家尊敬，大家平时就叫他“老魏”，叫着叫着就叫惯了。每逢晚上有空闲时间，睡前躺在床上，有同学提议请老魏讲“革命故事”，老魏也很爽快，讲自己的过去。

他说，他的家乡是在浙江绍兴农村，家境贫穷，父母双亡，他和姐姐二人相依为命。1946年，他虚龄16岁，被抽壮丁去当了国民党兵，不久就被拉到东北去打仗了。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官的欺压士兵非常普遍，打骂是家常便饭，不把士兵当人。尤其是他们的连长，更是残暴，打人时要解开皮带狠命抽打，下面的士兵无不恨之入骨，都希望他早点被解放军打死。在一次与解放军阵地对峙时，这个连长站在壕沟上面哇啦哇啦命令大家冲锋。大家都在壕沟里躲着，他的屁股正朝着下面的士兵们，其中一个早已恨恨不已，怒气冲天，抬起步枪，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枪，子弹从头颈部穿出，当场毙命。于是大家一起爬起来，阵地起义，参加到解放军队伍中，就成为东北第四野战军的战士了。

老魏他的自我介绍讲得有声有色，引得大家兴奋不已，不断提问、讨论。有的还听了手舞足蹈，好像自己就是开枪的士兵，要去参加起义返正了。

以后，只要有空就会请老魏讲讲他的战斗故事。他的故事也真多，有解放战争的，有抗美援朝的。通过他的介绍，知道在打仗时怎样杀敌拼刺刀、怎样掷手榴弹等，还知道他因为打仗勇敢，在火线上光荣入党立功，还知道他力气大，抢救伤员有窍门，就把他安排到卫生队中，做一个卫生兵。卫生兵的要求更高：既能冲锋在前，又能背伤员退下，再上去又要搬弹药冲上去，真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既要力气十分大，又要机灵，还要勇敢，才能当上卫生兵。当然，复原后就进入到医疗卫生队伍中来了。

平时，我们一进宿舍门，就常常会见到老魏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上身单布衫，下身穿短裤。二腿叉开横伸，搁在床档上，大模大样，不避“嫌疑”，不作遮盖。于是乎，他的二条大腿内侧皮肤上就露出二块大伤疤。这二块大伤疤，位置很奇特，左右对称，大小相等，长方形。每一块伤疤大约有二张扑克牌样大小，色泽是浅褐色，与周围正常白皙皮肤形成很大反差，特别显眼。说它是子弹、刀枪伤疤，却没有这么规则。那么是怎么会出现的呢？有什么故事吗？又是引来大家的好奇。一问，他很自豪地对我们说，是1958年抢救邱财康时捐的皮肤。大家一听，明白了！1958年，钢铁工人邱财康被钢水烫伤，全身烧伤面积89%，三度烧伤23%。如此严重的病情，当时上海第二欧洲杯竞猜平台上下一心，全力以赴，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抢救。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捐献活人的皮肤敷贴在他的创面上。这时，正在读医科预科班的老魏义不容辞，主动提出无条件地捐出自己的皮肤。所以在他的二条大腿内侧，留下这二块值得纪念的伤疤。他这种自告奋勇、不计个人利益、崇高的奉献精神，真是令人敬佩！后来邱财康被抢救成功，当然老魏有一大功劳。

回想我本人当时投考上海第二欧洲杯竞猜平台，也是因为抢救邱财康的事迹鼓动着我，使我愿意投身到医学事业中来的。

当时，进大学的各种报到手续办好后，就要去农村参加二个月的“三秋”劳动锻炼。

我们到当时上海县的马桥人民公社去参加劳动。该公社就是现在闵行区马桥镇周边农村。每个小班又分到各个生产大队去，我们就分到沙溪大队，集体住在一间腾空的柴草屋里。再分隔成二间，一间睡男生，一间睡女生。在地上铺上稻草，每人放上铺盖，大家连成一起，睡通铺。老魏他自己的铺位，就放在最外面的门口。他对大家说，部队里打仗时，打到哪里就睡到哪里，不管它下面是稻草还是泥土，只要有空地方，躺下就睡。有时，没有地方睡，就二个人背靠背，照样入睡，一点都不觉得累，“骄娇二气”全扫光！本来有的人嫌脏、怕小虫、怕人多干扰。经他这样一说，胆子也大了，心静、放得下，照样能睡觉了。

老魏下农田劳动，总是带头挑重担做。挑担、挖沟、担肥、搬重物，他样样做在前面。他的力气也大，摸他手臂上的肌肉，像是石头，邦邦硬。他用力一屏气，更是像钢，根本捏不下去。他说，在朝鲜战场上打仗时，前面战士倒下，他就冲上去，不管自己，要先把伤员救下来。他救伤员时，是先把伤员背在肩上，然后自己匍匐在地上，左手弯挂一支冲锋枪，右手拉住背上的伤员，一点一点从阵地爬回后方阵地。如果敌人子弹打过来，他就回过头去开枪回击。他要背一个人，再拿一把枪，身上挂满子弹、手榴弹，当然力气要大，动作要快，决不能拖泥带水，否则自己的命都没有了，还能救战友？现在的体力劳动，比之我们打仗那时候，完全不同了，当然要珍惜，要好好劳动，不能偷懒。

有一次，大家搬一只大木船时，一位男同学被突然倒下的大木船压住双腿，后来小腿突然被压断。他当时也勇敢不叫痛，经过抢救、做手术、上石膏，休息一段时期后坚持读书，最终完成学业。前后经过，也正是包含有老魏的勇敢精神鼓励着他。

在分配各种劳动时，老魏把轻便工作、后勤工作就分配给女同学。把中等强度的劳动（如拔豆萁、剥豆芨等）就分给体弱的男同学。把割稻、挖土等重劳动分配给体格强壮的男同学。他的做法很得人心，当时大家刚认识，相互不熟悉，他能合情合理照顾，确实很关心人。

每天傍晚后，劳动收工回来，大家晚餐用毕，洗刷衣服，然后就是民主生活或政治学习。会上，老魏总是带头发言以启发大家。他常常会表扬别人，批评自己。他的自我批评一带头，同学们都会学他样，这样一来，真正把下乡劳动就当成是一种学习场所—-是一种锻炼人的场所。他的自我表率、以身作则、自我批评一套工作方法很有效，是从部队中带到地方上来的好方法。通过开会，更使大家重视下乡“三秋”劳动了，任务完成，最后高高兴兴结束回来。

1960年暑假，是我们就读大学的第二年。学校开展军事夏令营训练活动，为期一周，地点是到松江县的佘山。

开展军事夏令营的训练活动，对老魏来说更是强项。我们大班120人，就是一个连。老魏就是当仁不让的连长。出发时间定在晚上八时，夏令营战士是全体一、二、三年级的同学，先在大操场排好队集合，听好动员报告，就雄赳赳气昂昂鱼贯出发，队伍穿过市里，到了郊外，一路上沿着小路走过去。夜间黑漆漆，走了大半夜，中间还遭遇到“敌人”（高一届同学）的包围和偷袭，大家分散冲出保围圏，也不知天南地北，不料仍被抓住成为俘虏，都被关到一所房子里，静坐到天亮。天亮时，老魏出现了，他领大家回营房，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当时一看不妙，马上乘乱往旁边一窜，冲出包围圈，带着一部分同学到达营地，现在来领俘虏了。他说打仗时既要勇敢也要机灵、反应要快，敌进我退、敌疲我进。如果呆头呆脑，早就送命了。

在训练中，他为大家表演拼刺刀：双手握枪，先立正，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再举枪、用力平刺，动作有板有眼，一副有经验老兵的腔调。他说，和敌人拼刺刀时，要不怕死，满脸充满杀气，压住对方，前脚跨出半步，后脚顶住地面，上身发力，举枪用力刺上去。刺刀进敌人胸膛，因为会被软组织吸住，拔不出来。这时你要用力把枪柄旋转90度，然后快速抬起一脚，狠命往敌人肚子踢上去，把他踢开，乘势拔枪，他倒下去，他的鲜血从枪眼里飚出来，就不会喷到你身上。“一刺、一转、一脚”，是一气呵成，动作熟练，方能取胜。他边说边做，前后动作熟练，大家看了，情景好像就是战场上一样，十分激动，十分逼真，收获很大。

操练休息期间，开展分班比赛唱歌。大家都要连长老魏单独唱歌表演。他毫不扭捏，大步走到台上，拉起喉咙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打、打！》、《冲、冲、冲》，节奏感很强，都是部队里唱熟的。他说。过去当解放军、志愿军时，就一直唱过这些歌，越唱会越有劲，能把战斗精神唱出来。于是大家都起劲的唱，雄壮、嘹亮，气氛十分热烈。

军训结束后，我还特地写了一篇长长的通讯稿，发表在《上海二医》的校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值得纪念。

医科大学头三年的课程，十分繁重，非但课程多，而且内容多，真辛苦，大家都要开夜车，规定宿舍十时熄灯，但实际上都是十一时以后才回宿舍，十二时入睡。早上六时，起床的喇叭音乐声响彻校区宿舍，大家都爬不起，懒觉不能睡，叫苦连天。老魏除了外语是免修外，他的学习要求与大家一样。他看到我们叫苦连天，就鼓励大家说，学习就像打仗一样，我强敌就弱，不怕牺牲，一定要冲过去！他平时一到晚上十时半就上床入睡，早上六时一到就起床。为了叫醒大家，还特地不断到走廊里吹哨子，急促刺耳的声音，把大家都催起床。有的同学说他“急得要命，像催命鬼”，他则说抓紧时间起来，行动要快。大家倒反而不好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严格督促，严厉行动的作风，使大家适应欧洲杯竞猜平台的学习过程，对以后能完成学业顺利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这要感谢他的努力和投入。

每次上课，他总是坐在第一排，担任“起立、坐下”的喊号。他的笔记很认真，字迹端正且书写很规矩。

他读书时很专心，自修时也不与他人多谈闲事。他的记忆力特好，理解力也强。别人反复看、拼命背的书本内容，他能快速记住，反而会给别人解释。因此，大家不仅把他看作为政治上、社会经验上的老大哥，也把他看作为学习上的老大哥。

在医科大学的第四、五的两年内，我们进入临床期。在临床期，就分散到多个附属医院中去学习，边读书、边见习或实习。有关临床各科的书本理论知识都要学，一门门学下来。慢慢地，从不懂到懂，从理论到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要操作、亲身亲手练习。在外科时，要学会消毒、结扎、打结、缝针，要细心、要胆大，这对每一个医学生都是训练内容。老魏他人胖胖的，双手的手指也是粗粗的，拿起细针缝线，倒也很得心应手。他说，在部队里，枪不离手，手不离枪，有空就擦枪，把枪擦得锃亮，打起来就顺手。现在要手术开刀，也是同一个原理，多练习，就会熟能生巧。

我们作为甲大班，在瑞金医院里的各科中轮转。瑞金医院那时称广慈医院，1907年建立时已经各科齐全、实力雄厚，国内外著名专家多，医疗水平高，教学力量足。在医疗带教方面非常严格。那时的实习医生，从早上七时进病房，就一直忙忙碌碌。除了书写、整理各种医疗病历记录外，还要学习做各种操作实践，如医疗注射、相帮护士或护工照顾病人、上上下下的事都要做。平时下午5时半才能下班。实习时要做抢救、参加手术等事，还有轮流值班，这时就要留下，一直干下去。如晚上忙，你仍要继续做，直至明日。而明日是第二天上午，你还要参加查房学习，至上午10时左右结束，才能回去休息。

他善于做思想谈心工作，常与同学个别交谈，鼓舞别人，确实是起着像部队指导员一样的作用。因此，也常有同学找他个别谈话。

1964年5月，经过阵阵安排，每个同学都经历毕业考试了。这次毕业考试，与1963年毕业的同学一样，是经过改革，在全国也是独特创新的。具体方法就是“现场病例考试”：先抽签，定在哪一个科？然后再抽签，定在哪一个亚科？（如内科又分消化科、心血管科、肾脏科、内分泌科、神经科、肺科等）我则是抽到肺科。于是先去接触一位男病人，采集病史，做体检，采集三大标本（血、尿、粪）并自己做化验，旁边有一位老师在监督。继之写出病例分析、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方案的书面报告。写好后上交，接着就接受口头考试，台上约摸坐着约8位老师，正中是孙桐年教授，是肺科主任，第一把手。他问我答，其他老师也插问。然后考试结束，离场回去，候听考试结果了。最后，总算毕业考试完成，从头到底非常严格，从理论到实践，既有书面考卷，又有实际操作。这样的考试是从去年开始的，非常有特色。考试以后，就等待毕业分配，这是每个学生非常关心的大事，中间要接受有关的政治审核，书面填写、个别谈话。同学间也往往相互询问，互相讨论，了解进展情况。

在这个中间，大家也很好奇，老魏他准备到哪个医院去？他是党员，又是大班长，是我们这一届的党支部委员。有关分配，他最了解，他可能会知道分到哪里去。

当时的分配前途，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希望能分到大医院、名牌医院中去。尤其是到大医院的大科，如内科、外科等等，然后依次而下，中心医院、区级医院、地段医院等等。但无论如何，二類医院是没有人愿意去的：一是麻风病医院，另一种是精神病医院。问老魏要分到哪里去？老魏他守口如瓶，笑笑从来不讲，只说听从国家分配，听从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又说我就是干革命的，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态度之坚决，使大家对分配都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倒不是焦虑、消极的样子了。

毕业分配方案终于公布了，老魏他是分配到麻风病医院去，大家听了，都非常敬佩，他是主动去的，是到最艰苦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市区特别远，地处宝山县。老魏的崇高精神，也深深地打动大家。有时问他，你怎么肯到那里去的？他说，他是孤身一人，没有拖家带口，那里也需要医生，我去那里也能发挥作用。他的话，铮铮发光，鼓舞人心。

在分手前，老魏特地把我和另一位同学叫上，说与你们相处五年，分别时给你们每人一个纪念品。说着，拿出二只塑料管子，颜色是黄褐色，像钢笔一样长，有二支钢笔一样粗细，一头密封，一头有套子。他说，这是在朝鲜战场上从美国卫生兵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个塑料管子里面放一只针筒。使用时，只要打开这个管子，取出里面针筒，针筒里有密封药水，拿出来就可以注射，用于止痛、止血等，十分简便，用完就随手扔掉。这是战利品，我保存下来，送给你们。我捏捏这个塑料圆筒，较软，手感很舒服，这个小东西是他拼着性命、流着鲜血，从战场上夺下来、并保存下来，随身带着已有十多年了，确实珍贵。至今，我保存着，看到它，就会想起老魏同学。

1966年6月以后，“文革”开始了，他来我院作为“文革”交流，来参观过一次。那时，他陪着妻子过来的。他的妻子比他年轻一些，戴了眼镜，修了齐耳短发，看上去很朴实，待人也很诚恳，是小学教师。

据说在1967年4月，老魏带单位里的民兵队伍，乘大卡车到青浦去做野外训练。在回程的路上，大家都爬上车了，他最后一个押队，爬上车。因为人多，是敞篷卡车，人头济济，都集体站着。他是站在车厢尾部，一只手抓住铁栏杆。车速很快，一个急转弯，把他从车上甩出去，头部着地，脑震荡、昏迷。即送当地医院抢救，无奈回天乏力，就离世而去了。等到消息传到我们同学中时，已过了几个月了，他的一切后事都已办完，没有什么后遗问题。我们这位志愿军的大学同学，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

老魏先是解放军战士，后又是志愿军战士，作战勇敢，立过功，入了党，带着荣誉复员，进入新的战场。在医科大学奋读五年，成为一名医生。他始终听党的话，服从组织需要，哪里困难就往哪里去闯，他的崇高精神留下来，鼓舞我们；他的勇敢、正直人品，影响我们。每当我们同学间集合见面，总会不自主地谈起我们的老魏同学，大家都在怀念他。

1973年前后，我曾去上海麻风病防治院会诊。那时，已改名为“上海市遵义医院”。乘了好长时间的汽车，远离市区才到达。那里，四周仍是农田。医院里面的领导及医务科长出来接待我，其中一位年龄较大，一脸风霜。我一看，原来是我们上一班的同学，姓鲁，他也是从部队复员读二医大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过来的。他的历史差不多与老魏一样，参加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然后复员来读书的。毕业分配后也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越是困难越往前。分配到这里以后，照样默默无闻地贡献自己的青春，为人民服务。对他在这里工作，我也肃然起敬，他主动到这样环境来工作，方显出他们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品质。那时，我们相互间谈了老魏，十分怀念。

今年，正好是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这大好的日子里，我们更要怀念我们党的好战士，我们的好同学魏徳发。当然，还有与他一样走上医疗战线队伍的许多革命战士。

作者：王祖承，1941年3月生，教授，曾任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