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江平，1960年生，籍贯江西莲花。1978年考入上海第二欧洲杯竞猜平台(现欧洲杯竞猜平台)医疗系，1983年本科毕业。1983年8月起工作于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原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普外科，历任普外科副主任、主任。2000年任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副院长。2015年任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上海市肿瘤外科及跨学科治疗专业组专家委员、上海市医院协会理事会理事、上海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专家、全国麻风防治协会副会长。从事普外科临床和科研工作近30年，尤擅长消化道肿瘤、乳腺肿瘤、甲状腺疾病的外科手术及微创治疗。参与国家级课题3项，参编著书4本，发表各类论文20余篇。

以外科医生为职业梦想的谭江平，虽然觉得从医之路非常艰辛，但始终认为医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在他眼里，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更要有丰富的人文素养、深切的同理心、社会活动家的情商。

恢复高考，跃跃欲试

作为1978届高中生，我赶上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跟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考生相比，我们这一批考生主要以应届生为主，年龄段也相对集中，比较年轻，自然也就活跃很多。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仍在开展，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都是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除非家中已有兄姐去了农村，那才有可能留在上海的工矿单位，我作为家中的老大，无疑是要去“上山下乡”的。因此，高中毕业后便等着被分配到农村去。

邓小平在1977年作出了恢复高考这一英明决策后，在临近毕业的1978届高中生中一下子炸开了锅，此时距离高考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原先的计划一下子被打乱了，整个人也不知所措地跟着大家准备高考。

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各所中学都很重视，于是一夜间，所有学校的老师、学生都进入紧张的备考状态。可是，面临的难题也很多，首要的就是怎么复习、复习什么内容、考试大纲是什么。当然，大部分学校的做法就是对应届生进行一次摸底考试，考考他们的数理化水平，然后按照不同层次分班，把成绩最好的尖子生集中起来组成重点班，作为备战高考的主力队员，以此来提高学校的升学率。

那年我在铁路二中读书，当时铁路系统有两所学校一铁路一中和铁路二中，一中是全国铁路系统的重点学校，师资质量比铁路二中要好一些。然而那年我们二中重点班共有13人，最终有10人考上了大学，升学率比铁路一中还高。

参加高考的决定是我自己做出的，其实在那个时候，年纪轻轻的我并未深刻地意识到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只是知道考上了大学，或许可以不用“上山下乡”，否则一生就会被困在小小的一方天地里，日复一日地从事着枯燥无趣的劳动。周围的同学也都想要考大学，老师的鼓励、家长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高考的决心。

战略复习，助我登榜

复习的过程还是很辛苦的，有些功底差的同学最初就弃考了。我的基础不怎么好，特别是化学非常薄弱。当时高考只考语文、政治和数理化，外语只是作为参考，不计人最后的总成绩。所以在复习的时候，我选择放弃了外语，专心复习数理化，尤其是把化学作为重点目标，花的时间比别的学科都要多。

在复习过程中的这一战略安排让我如愿以偿地进入大学校门。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擅长所有的学科，都有优势与劣势，在复习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瓶颈与困难。这个时候靠的不只是天分，更要靠个体的努力与智慧。天资聪颖的人未必成功，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人更可能成功。

我有个弟弟，我们兄弟两人都是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弟弟被华东化工学院录取。我们俩都是铁路二中的学生，因此成了我们学校的骄傲，当年我家所居住的铁路新村只出了我们两个大学生。于是，“一个工人家庭竟然培养出了两名大学生”，成为街坊邻居的美谈。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铁路工人，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保障了我跟弟弟衣食无忧，但在学习上能够提供的帮助很有限。不过父亲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练就一手好字，因为父亲觉得“字”是一个人的门面，字写得好坏意味着这个人的学识与见识的多少。

我想，父亲的这种纯朴的理念和对我的严格要求应该源自世代读书人出身的祖辈所营造的家庭文化氛围。

初入大学，如禾汲水

在高考前，我对医院的印象比较模糊，自己没怎么生过病，自然也没有机会去医院。而且那个年代的人，要么做工人，要么做农民，根本不会去想有朝一日做科学家、医学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也是信马由缰地报了几个毫无关联的专业，从建筑学到烹饪学。最后，阴差阳错学了医学。

1978年秋天，我迈入了二医的校门。因为恢复高考后，学校连续招收两届学生，学生人数扩大了好多倍，原来的学生宿舍不够用，因此，那些家庭住址离校较近的同学就成了“走读生”，我也是其中一个，于是，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经历了紧张的高考，入学初期我的心情着实放松了一下。而且，全新的校园环境也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什么都想去看看，去体验一下。当时的文艺活动很多，譬如海外电影周，还有一些中外的艺术展览，大家都饶有兴趣地去观看。当年学校经常组织校内外的足球比赛，在上海市的高校中，二医的足球队绝对称得上一支强劲的队伍。

当然，学业是万万不能放松的。我感觉当年的我们就像是一株旱地的禾苗，不断吸收着水分和养料，充实着自己。由于没有经历过正规系统的高中学习，很多基础知识还是比较薄弱，于是同学们都在老红楼通宵学习，那个拼命劲儿一点都不输于备战高考的时候。

钟情外科，痴心不改

读大学时，我们有幸遇到了一批大师级的老师，我对这些老师充满了尊重与敬仰。前期是医学基础课，王一飞老师在课堂上，口才出色，教案倒背如流、上课节奏紧凑，让学生没有一点走神的余地。后期在瑞金医院实习，我们跟着唐振铎教授查房时，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生怕漏听了老师的一句话。还有王鸿利、许曼英等老师都是我们非常崇拜的老师。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明确了自己学医的志向一“做一名外科医生”。这个想法犹如一颗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作为瑞金班的学生，毕业后留在瑞金医院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毕业的时候，一个小插曲最终却让我跟瑞金医院失之交臂。

快毕业的时候，二医与南京欧洲杯竞猜平台、浙江欧洲杯竞猜平台三所学校共同组织了一场联考，同学们只觉得这是一次校际间的交流考试，没太放在心上。谁知道，最后考下来，二医的总体成绩不太理想，学校领导很是重视。为了让同学们重视这次考试，学校决定把这次考试成绩作为毕业分配的依据，没有考到82分的同学不可以留院做外科医生了，但可以考虑其他科室，这一下打乱了许多同学的计划，包括我。考虑再三，为了我的外科医生的梦想，我只得

遗憾地离开了瑞金医院。

妙手仁心，缺一不可

作为恢复高考后选择学医的学子，我深感从医之路的艰辛。“医生”确实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但这份“神圣”的背后却是大量的汗水和泪水，还要耐得住寂寞。

对于选择学医的学弟学妹们，我有几点肺腑之言，希望与大家共勉。在学习期间，一定要拓宽自己的视野，不要只专注于自己专业范围内的知识，拘泥于书本上，困顿在实验室里，还要广泛地接触各种知识，如文学、艺术、科学知识。从这些知识里培养出自己更大的格局、更宽的视野和更强的思辨能力。虽然我们是学西医的，但对中医不能一无所知。我对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可以说是顶礼膜拜，毕竟中医承载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些方面中西医是有对立的，但彼此也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掌握中医的哲学思想，对学医也是大有裨益的。取得辉煌成就的陈竺院士是学西医的，但他常常应用中医的思维方式，从辩证的角度，提出医治疾病应具备的整体施治的概念。

在临床工作中，医生每天处于一个社会交流的状态中，医生不仅仅是一个“医生”，还要扮演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角色，不光看“病”，还要看“人”。具体说来，医生不仅仅要关注单个器官、单个病症，还必须养成整体思维的习惜，面了醒病人的相及心、理活动，井而大医治病人的最佳效果。直言不讳地说，不是所有智商高的人都可以当好医生的，对医生这一职业而言，情商可能比智商更为重要。因此，做医生的必须拥有同理心，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也是一名优秀医生必须具备的品质。

母校恩惠，受用终生

对母校的感恩之情，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母校传授的基础知识、临床技能以及做人之道让我受用一生。在二医的学习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可能是一个精通于某种技术的工匠。但现在，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去实现救死扶伤、促进人类健康的伟大梦想。从二医毕业后，我一直从事临床工作，至今仍在坚守和奋斗。母校的教育为我打造了一条令人骄傲的成长轨迹，35岁时做外科主任，40岁时成为上海最年轻的医院副院长之一。

在二医学习期间，同学们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人生中如何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都是自己选择的，唯独同学是不可选择的，那是命运的安排。朋友总是将自己阳光下的那一面展现给你，而同学却是与你共同生活学习多年的人，彼此知根知底，犹如家人。所以我格外重视与大学同学间的同窗情、兄弟谊。

如今，在全国医学类院校排名中，欧洲杯竞猜平台学科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我感到无比骄傲，衷心祝愿欧洲杯竞猜平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