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出生的应大明为中国西医儿科的兴建做出了多个第一，他率先在国内成功进行了同种异体骨髓移植治疗重症再障；他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应用强烈联合化疗，使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生存率从原来的一成提高到七成以上；他率先提倡小儿恶性实体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

　　应大明

　　1931年出生，博士生导师，小儿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现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疑难/罕见病门诊特聘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

　　初见应大明教授，是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疑难杂症门诊室里，八旬高龄的他刚刚病了半年，好了一些又来到门诊坐诊。1931年出生的应大明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年代，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西医儿科的兴建做出了多个第一。

　　1981年他率先在国内成功进行了同种异体骨髓移植治疗重症再障；他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应用强烈联合化疗，使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生存率从原来的10%提高到70%以上；他率先提倡小儿恶性实体肿瘤应该各科综合治疗，创立了中国抗癌协会儿童肿瘤专业委员会。

　　退休后，应大明又开始坐诊疑难杂症门诊，为一个个几近绝望的家庭带去希望。去过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人都会被大厅里悬挂着的几个大字吸引——“一切为了孩子”，这是儿童医学中心的建院理念，也是应大明的人生写照。

　　再障异体骨髓移植

　　1954年，应大明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师从于中国西医儿科的开山鼻祖高镜朗教授，参与了新中国西医儿科的兴建。1979—1980年，他成为第一批赴法国巴黎进修临床免疫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医生。

　　“那个年代，国内的医学科学技术与国外相差很大，要求与国外交流的呼声日益增长，同时很多的困境也摆在我们的面前。”应大明说，“直到1979年，卫生部送来由WHO安排培训的名额，其中就有赴法国巴黎国家输血中心（CNTS）进修学习组织配型的。”

　　在法国进修的日子，机会与困难并存。经过十年浩劫，应大明说自己近50岁才走出国门。初到巴黎，这是座繁华美丽又充满着浪漫色彩的大都市，但这一切都不是他感兴趣的事。“我是带着问题、困难，是为了解决骨髓移植组织配型的难题来巴黎学习的。”

　　回忆在巴黎的学习，应大明说，“原计划我是应当在法国国家输血中心进修组织配型（HLA）半年，并没有骨髓移植的临床进修项目。但考虑到今后组织配型工作应当交由中心血站进行，而如今我已来到法国巴黎，这个有着良好的骨髓移植业绩的地方，无论如何要争取机会亲自看一看，学一学人家是如何开展骨髓移植工作的，了解一下我们在国内所遇到的一些临床问题，法国医生又是如何解决的。因此，我在经过三个月学习初步掌握组织配型技术后，就向法方提出要参观学习临床骨髓移植医疗技术的要求，法方同意了我的要求，并安排到了巴黎著名的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去学习骨髓移植技术。”

　　在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应大明在短短两三个月内较完整地了解了骨髓移植的设备要求、具体治疗过程。“虽然将这项技术带回了国内，但是要想开展骨髓移植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万事开头难，完全要白手起家，那时候连骨髓移植的关键设备——‘无菌舱’也是我们自主创新建造的。”应大明说。

　　条件逐渐成熟，1980年3月的一天，一个来自崇明岛的男孩被诊断为“重症再障”，成为这项技术最初的受益者。以往这类病人就是靠输血过日子，很少能治愈，最后多因出血感染死亡，死亡率高达90%以上。经过家人配型检查，患儿与姐姐配型相合。应医生为小家伙成功施行首例同种异体骨髓移植手术治疗。这在当时轰动一时，这种技术由此获得认可。

　　在同种异体骨髓移植成功的基础上，应大明又与成人血液科的明道化、任梅玉主任合作运用同基因骨髓移植，经过正式的组织配型相合，为一对孪生姐妹治疗再障。

　　在同种异体骨髓移植获成功之时，应大明又马不停蹄，1982年在国内儿科临床上率先应用抗胸腺球蛋白免疫抑制治疗方法治疗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开辟了又一条治疗途径。目前应用各种免疫抑制剂治疗重症再障已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病愈率已可达到70%～80%。

　　在屡获成功的同时，应教授意识到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使患有白血病、再障的患儿有治疗的机会，骨髓移植的技术必须推广。1985年，为了推进上海地区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的发展，他参与组织了上海骨髓移植协作组，推进了上海地区骨髓移植的发展，随后又协助红十字学会组建上海中华骨髓库。30余年来，他一直参与领导国内儿科临床免疫的学术活动，使国内的儿科免疫工作逐步赶上了国际水平。

　　肿瘤多学科治疗

　　除了儿童白血病，应大明对小儿恶性实体肿瘤治疗亦有贡献，他在国内率先大力提倡内外各科合作综合治疗，使得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等恶性肿瘤的生存率显著提高。

　　1984年在他的建议下，儿内血液科与儿外科合作应用自身骨髓移植配合大剂量化疗，治疗脑瘤、神经母细胞瘤、淋巴瘤的病人。原来不少患脑瘤的小病人手术十分成功，但术后复发率极高，几乎无一能逃脱死亡厄运，当时国外已有报道治疗这类肿瘤最佳治疗方案是内科与外科联合治疗。

　　具体方法是术后进行超大剂量的化疗，即超原剂量的3倍。如此大的剂量会使病人的骨髓遭到破坏，从而抑制造血功能，引起严重后果。如果在化疗前能采出病人的部分骨髓，放置在低温中保存起来，用超大剂量的化疗尽量多杀灭一些肿瘤细胞，然后再将采出的骨髓植入其体内，这样既杀灭了肿瘤细胞又保护了病人的骨髓，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于治疗神经母细胞瘤、淋巴瘤等恶性肿瘤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此，应医生与中心血站合作开展了骨髓的冰冻保存研究，还与交大合作研制过骨髓冷冻降温设置。

　　1992年，应大明受到国外血液肿瘤治疗的启发，结合自己的经验，在国内创议组成中国抗癌协会下的儿童专业委员会，把各方力量组织起来，坚持以“综合治疗”来挽救病儿。成立20余年来，效果显著，约有50%以上患有实体瘤的儿童得以长期存活。

　　老教授们一堂坐诊

　　2000年，应大明退休后回聘，担任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和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顾问工作。每周三上午，他都去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疑难杂症门诊室上班。在上海，这恐怕是坐诊医生年龄最大的一处门诊——四位老专家的年龄加起来，超过300岁。其中，儿童免疫学、血液科专家应大明84岁，新生儿专家吴圣楣教授81岁，遗传学专家黄荣魁教授80岁，儿童内分泌专家沈永年教授77岁。

　　从1998年开始，儿中心疑难杂症门诊在国内最先开展了多科联合诊疗模式（MDT），由郭迪、冯树模、吴圣楣、黄荣魁、应大明等老一辈儿科专家组成的专家团共同看诊。迄今为止，共诊治病例近4000人次，其中疑难罕见病例1357人，涉及360种罕见疾病，覆盖儿科血液、遗传代谢、内分泌、心血管、神经、肾脏、呼吸、消化等各亚专业。

　　“这个疑难杂症门诊实际上是一个全科门诊，凝聚了各位老教授的丰富临床经验，诊断时会把患儿的各种症状和临床表现都考虑进去，然后给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诊断意见。目前随着医学越分越细，弄得病人好像必须预先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才能找到合适的科室和医生。问题偏偏是，病人怎么能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应大明说，“一般的患者看病只能几分钟，但是，到咱们疑难杂症门诊看病，有些需要诊断几个钟头。”常见疾病的诊断，不难；但疑难杂症，往往是“跨学科的病”，病人有多种疾病的症状，或者多个系统得了病。这就要通盘考虑。儿中心的疑难杂症门诊正是诊断医学的一块“试验田”。各专科的老专家们各施所长、集思广益，合力解答一道道难题。

　　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诊断过程，更像开研讨会。老专家们不停地交谈，一会儿上网检索，一会儿翻开厚厚的专著细细阅读，还不时找放射科、检验科和有关科室的医生一起会诊。在这里，一个病人至少要看上半个小时，最长的3小时。专家们不厌其烦地假设、论证，再假设、再论证……

　　每周门诊，他们总会遇到一两个一时难以明确诊断的罕见病例，于是应大明回了家就做“家庭作业”，上网检索，有时如大海捞针。应教授对于罕见病的资料收集了整整一摞。“医学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老专家说。在罕见疑难病联合门诊的诊疗现场，能及时实现国内外最新医学文献的查阅，邀请文献检索专家参与对部分疑难病例开展更加深入的临床诊治信息查找和分析比较。

　　2012年，儿中心与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合作成立分子诊断联合实验室，通过采用现代遗传学实验技术（高通量测序和基因芯片等），对300多种罕见病的基因开展检测，初步明确了这些疾病中国人群的基因突变谱，为减少误诊、优化治疗方案和早期预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现在除了查文献，可以通过基因检测的手段来诊断一部分的疾病。虽然目前只有不到1%的罕见病已有有效治疗方法，给患者家庭造成了巨大痛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给家长一个明确的答复，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并且通过基因检测的手段，我们也会建议部分有罕见病患儿的父母做一次基因检测以确定是否适合再次怀孕，或者通过产前诊断的方式确定胎儿是否有致病基因，以免再生下有病的患儿。”应大明说。

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8755/2015/5/23/12717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