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强院士表示，“文明和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来自任何地方的病毒在短短24小时内就可以通过航班连接到世界，通达到任何一个有人活动的区域。在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导致全国各地无一幸免，进而正在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势。随着全球一体化、人口流动增加、国际贸易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环境加剧变化，一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动植物种群生存。如果对这些威胁处置不当，势必引发严重影响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乃至人群心灵世界的重大公共危机。从“非典”到“新冠”，我们必须警醒、反思并行动。他表示，“全健康”理念与实践涉及人类、动物、食物、气候变化、环境、城市建设等方面，是跨学科、跨地域协作和交流的新策略，致力于共同促进人和动物健康，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任何单独学科或单独机构、组织甚至国家，都无法解决以减轻复杂公共卫生问题为宗旨的“全健康”科学问题。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强大动员能力能够、也必须大力发展“全健康”科学研究。陈国强院士建议，整合完善与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切实贯彻“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思想，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海南省省长沈晓明主持了这一次海南省全健康专题研讨会。2019年6月10日，借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青岛召开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院士、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陈国强院士等会同世界卫生组织（WHO）前总干事陈冯富珍、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等国际组织代表召开会议，讨论One Health研究工作。

首次将“One Health”译为“全健康”

进入21世纪，“One Health”理念不断形成，迄今中文尚无统一翻译。经过反复讨论，陈国强院士建议将“One Health”译成“全健康”，并得到不少专家的认同。“全”字纳“人”“土“和“王”三要素，可以概括健康离不开管理的统驭之势——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三者统合为一个健康整体，涉及人类和动物健康、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农业林业等方面，也理应包括“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正所谓“一个世界，一体健康”。同时，“全健康”也隐含“祝天下所有人健康”之祝福。陈国强院士介绍，我国古代哲学就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就曾提出，公共健康依赖于清洁的环境。法国大革命时期， Louis-René Villerme和Alexandre Parent-Châtelet博士提出了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是相互联系的观点。19世纪末，德国医师兼病理学家Rudolf Virchow创造了新的名词“人畜共患病”，并认为人医和兽医间不应存在界限。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建立者之一，加拿大医生William Osler向Virchow学习后,在麦吉尔大学欧洲杯竞猜平台（McGill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和蒙特利尔兽欧洲杯竞猜平台（Montreal Veterinary College）建立了联合学院，1878年时帮助调查了魁北克市附近暴发的猪伤寒。1947年，兽医师James H. Steele在美国CDC建立了兽医公共卫生体系并发展了这一理念。进入本世纪后，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兽医学家William Karesh进一步提出“人或家禽或野生动物的健康不能割裂来讨论，他们是一个整体。2003年以来， William Karesh等专家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一系列以“One Health”为主题的会议。2004年9月29日，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纽约召开会议，主题为“One World - One Health：在全球化世界中建立跨学科健康桥梁”的会议，会议成果凝集为12条建议即“曼哈顿原则”。2007年4月，美国兽医协会（AWMA）建立了“One Health”行动小组（OHITF）并通过了“One Health”决议，行动小组最终演变为“One Health”委员会（OHC）。2010年始，“全健康”从理念走向行动，在全球广泛传播。同年， FAO、OIE和WHO达成合作协议，倡导在人类-动物-环境界面上共担责任、协调全球活动，“全健康”影响力达到顶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都建立了“全健康”教育科研相关机构。2014年11月，中国首届One Health研究国际论坛在广州召开，但“全健康”理论与研究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在中国，过去“健康”的概念主要是指人的健康。陈国强院士说，将“One Health”翻译为“全健康”后，它的含义既包括把人的健康与动物健康、环境健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也包括全球健康。他说，本质上，“全健康”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和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同样地，如果人的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以及食品安全等等分割不同部门管理，制定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法律，容易导致难以实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中，实现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先贤的“天人合一”，诠释的就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相生。当人们对其他生命缺乏敬畏，破坏性、盲目性、掠夺性地向自然索取时，惩罚便接踵而至。新发传染病不断涌现，并与再发传染病交替并存的格局，或就是这种“惩罚”的象征。陈国强院士表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溯源仍是未解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最初来自人畜共患病或者动物至少是它的中间宿主。抗菌素的滥用，多耐药微生物频繁出现，食品因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如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也不断威胁着人类健康。生活方式改变、城镇化加速、环境污染、全球气温变暖等对人类健康的长远影响更加难以评估。

四条路径，实现“全健康”目标

陈国强院士认为，要实现“全健康”目标，需要从四条路径入手。一是从人才培养入手，建立由国内、国际领先的专家教授引领的“全健康”教育平台，在医学教育体系中全面融入“全健康”理念。首先，前瞻性布局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全健康”高级专门人才培养，避免再次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管理上的捉襟见肘；其次，在本科医学教育教学体系中丰富“新医科”建设内涵，加入“全健康”课程，提升医学生应对重大复杂问题处理能力；此外，还应促进“全健康”理念传播，提升公众生态文明和健康生活素养。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医学教育侧重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对疾病的预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是临床医学，随着临床实践中专业越来越细，医生难以对基本的临床技能有很好的把握。“比如，在外科微创化趋势下，医生们热衷于腹腔镜乃至机器人技术，忽略传统开腹技能培训和积累。一旦出现应急状态，很可能一筹莫展茫然而不知所措。”他说，在新时代，我们更应落实“预防为主”的理念，而“大健康”理念的研究和实践将为疾病的预防提供更多的科学基础。同时作为世界大国的医学工作者，也应该逐步建立全球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传染病的防控还是其他健康相关的工程，都需要全球合作。因此，实现“全健康”目标还需要推动“全健康”研究行动，通过深度国际合作、优质资源整合，创建立足本国、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及世界各国的“全健康”研究院，成为国家级科学研究大设施，着眼全球大健康问题（如人兽共患传染病、食品安全、抗生素耐药、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等），开展跨学科、跨地域、跨部门的科学研究，为构建全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第三条路径是强化全球协同创新与交流，建立跨学科、跨国界的国际交流中心，吸引WHO、FAO、OIE等国际组织参与推动“全健康”教育平台和研究院建设，以科学问题为导向，与国际上现有的“全健康”主题研究机构深度合作，使“全健康”理念成为全球合作行动，为全球应对新发、再发公共卫生事件储备人才与技术。第四条路径是建立“全健康”产业园，推动与国际相关的健康产业对接，依托国际交流协作平台优势，加强与国内“全健康”领域的企业合作，引导“全健康”产业国际化，为全面推进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储备技术资源。

通过“全健康”理念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陈国强院士表示，“全健康”的理念与实践是全方位的，宏观层面，要求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贯彻“全健康”理念，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微观层面要求广大民众提升科学和医学素养，改善生活习惯，而中观层面则要求深入研究动物、环境与人的健康之间的关系，为包括传染病在内的疾病预防提供科学依据，减少传染病的发生是最重要的。认真而又务实的“全健康”研究必将为新型健康产业做出贡献。陈国强院士解释说，我们现有的健康产业重点放在医药方面。但是，我们应该更希望少得病、不得病。因此，健康维护和促进更应该成为新型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随着“全健康”研究的不断深入，可望在第一、二、三产业都实现新的转型发展，如大数据在健康领域的应用、环境保护器械和材料、生物安全检测、有利于健康的交通工具甚至城市规划、营养食品、养生保健食品、医疗旅游、度假旅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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